“那這些經歷，到底給你帶來了什麼？”羅松溪問保羅。
“剛到帝國的時候，我一直生活在愧疚中。雖然從遠征軍中遁走，是我別無選擇之舉，但我覺得我愧對了這麼多年來對我照拂有加的理查德司令，也違背了我一直以來的道德準則。”
“你也有道德準則？”羅松溪諷道。
“辛達老師是一位有道德潔癖的人，至少表面上是如此，教導我們的時候也是如此。”
“所以原來在西部軍區，以邁克爾·塞勒的身份渡過的那段歲月裡，我和約翰的目標是一樣的，我總希望憑藉自己的能力與品德，在聯邦登上高位，然後用漸進式的改革，推動聯邦成為一個理想的國度。”
“但是，這樣的理想，無疑是空中樓閣。聯邦是一個階層固化比帝國更加嚴重的國度。在帝國，約翰尚且可以透過查爾斯的關係上位，因為皇族在帝國畢竟擁有強大的個人話語權。”
“但在聯邦，沒有人有這樣的個人話語權，共同治理聯邦的大財閥們，維持著彼此間權力和利益的平衡，不屬於這個階層的人，根本沒有辦法插足進去，遑論去改變、打破這樣的平衡。”
“我和約翰都太過理想化了，或者說，是我們都太過自私了。”
“自私？”羅松溪不明所以地問道。
“是的，在我們建立‘惡之花’的時候，我們許下宏願，為了完成我們的理想，為了實現一個真正平等公正的社會，我們願意犧牲我們的一切，你知道，這正是‘惡之花’一直以來的最高教義。”
“之前，我以為，需要犧牲的，可能包括精力、財富、家庭，甚至有必要時，可以犧牲我們的生命。”
“但我發現，還有更加寶貴的東西，是原本的我們，所不肯去犧牲的。”
“那就是我們的聲名，我們的原則，我們所謂的道德操守。”
“在之前，我們珍愛這些東西勝過我們的生命。可是，如果只有惡，能清除原來的惡，只有流血，才能剜去現有的膿瘡，那麼，為了實現我們的理想和目標，哪怕留下滔天的惡名，那又何妨？”
“這是韋斯特教你的？”羅松溪問他。
“不，韋斯特是個徹頭徹尾的現實主義和利己主義者，他沒有理想，他只有慾望。哪怕加入‘惡之花’，也是他看透了我和約翰的性格分歧，想借組織成就他個人。”
“但不得不說，他的行事方式，非常有效。既然他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達到他個人的目的，那麼為什麼我不能也用這樣的方式，來完成我的理想？”
“我們和約翰最早成立‘惡之花’的時候，寓意是讓所有惡，都能開出善之花。但後來我知道了，惡不會開出善花，但惡之花，卻能結出善之果。”
羅松溪看了一眼林小曼，默然無語。
“刺殺查理大帝之後，約翰離去，韋斯特趁勢要求與我平分組織中的權力。我和他談判的結果是我回聯邦，他接替約翰負責帝國這邊。在組織中，我號‘大先知’，他號‘大護法’，對外宣稱他的地位要略低於我，但實際上，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再也指揮不動他了。”
“當然，韋斯特在帝國的掌權計劃後來也失敗了，他沒想到安東尼達斯會那麼快晉入神階。但韋斯特血洗皇室的舉動，畢竟為安東尼達斯鋪了路。這些年來帝國的改變很大，速度很快。”
“只是安東尼達斯的改革，學的是聯邦的這一套，不夠純粹，不夠乾淨。”
“那你回到了聯邦，就變成了保羅議員？”羅松溪問他。
“不是我變成了保羅議員，而是保羅議員變成了我。”保羅·愛德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