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國休養生息，漸漸恢復了幾分元氣。此時，聞名後世的孔子來到了齊國，與齊景公大談禮樂仁義、君臣禮制、貴族規矩。然而，晏嬰卻對此嗤之以鼻，並且特意向齊景公進諫，否認了孔子所推行的禮樂之制和為政之道，並且不遺餘力地將孔子排擠出齊國的權力核心，表面看來，兩人同是推行仁政治國，理念相通。但晏嬰卻堅持勸諫齊景公不重用孔子，這其中，到底有著什麼樣的恩怨？
並不是晏嬰與孔子兩人之間有著如何深重的私怨，也不是完完全全為了打壓排擠潛在的政治對手。只不過是孔子所推行的禮樂仁政，並不適合當前的局勢。曾經，管仲提出尊王攘夷，仁臣賢士，令齊國登上了春秋霸主的巔峰。然而隨著管仲等名臣身死政熄，並且遺留下一個缺乏完整治國體系而導致霸業衰落的慘痛教訓，已經證明了“人治”的重大缺陷。一旦手握重權的臣子缺乏自我約束，那麼國家機器對於整個政治系統的掌控力就會嚴重下降。
而孔子游說齊景公，顯然依舊是希望君王再次建立一個如此體系，而孔子自己也可以在這個體系中獲得重要的地位。固然孔子本人賢良智慧，但是卻會導致齊國再一次回到當初那個難以控制的局面。時間並不會因孔子賢良而給予他更長久的生命，一旦孔子的繼任者不能良好地約束自我，那些看似嚴謹而高貴的禮制，反而將成為一個套在齊國身上難以負擔的沉重枷鎖。
孔子提出的理念，將階級概念強行固化，將會進一步限制和阻塞整個國家不同階級為國出力、改變自己命運的通道。繁複的禮儀也顯然並不適合當今紛亂的局面。群狼環伺的危險環境之下，沒有人會因為齊國的高貴禮儀而放下手中的屠刀，利益至上的思維模式，早已經取代了道德約束的治國理念。一支階級分明、禮樂高雅的軍隊，在和平年代可以成為國家的榮耀，其高貴的風範也足以令人心悅誠服。然而在各方諸侯早已磨刀霍霍、殺氣騰騰的虎狼之師面前，這樣的力量顯然難以生存。為了維持如此高貴禮儀和氣度的費用，並不能轉化為獲得戰爭勝利的必然因素。
唯有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無論光明與黑暗。唯有控制一切可控制的，無論手段正義或邪惡。在孔子看來，意志應是陽光，實現意志的手段也應金光閃閃，雍容典雅。而在晏嬰看來，意志亦為陽光，實現意志的手段應為刀槍，無論血跡斑斑還是刃如初雪。
基於此，兩人的理念必將產生無比激烈的衝突，因為孔子所推崇的，恰恰是晏嬰所唾棄的；晏嬰所使用的，也何嘗不是孔子所不齒的。兩位同樣希望將理想和信念播種開來的曠世賢者，就這樣堅決而不可逆地站在了對立面之上。
並不是孔子的理念完全錯誤，也不是晏嬰喜歡玩弄權謀。他們的出發點和最終目標實際上是一致的，只不過，在前進的路上，道不同，不相為謀。晏嬰之所以排擠和否認孔子，是因為他明白，在道路的選擇和前行過程中，任何可能會引偏這條路的行為，都需要被徹底消滅，一場征程，只應有一面旗幟、一個聲音。
無論前行路上的意見是否正確而神聖，一旦這些因素會干擾和延緩這場征途到達最後的終點，那麼就必須要採用光明的或者黑暗的、正義的或者邪惡的，一切可以起到作用的手段，而將之排除。接納與寬容，兼收與並蓄，只能存在於有利於到達目的本身的基礎之上。
當現在齊國需要光明的時候，那麼晏嬰就會讓手段光明坦蕩；當現在齊國需要鮮血的時候，那麼晏嬰就會讓手段冷酷殘忍；當齊國需要逞勇鬥狠的時候，那麼兇狠的狂徒也會得到應有的作用；當齊國需要華美雍容的風度時，玄妙高貴的禮樂，也會響徹齊魯。
顯然，孔子討厭權謀，討厭黑暗，討厭陰謀。在他看來，讓黑暗、權謀和殺戮徹底消失在這片天地間，才應是聖人所為。孔子雖然欣賞晏嬰的才華和智慧，但是他唾棄和鄙視那些玩弄言辭和權柄的陰謀手段。殊不知，當每個人都有著足夠的修養和自我約束之時，他的理念才具備價值，而在烽煙四起的亂世中，唯有血腥的殺戮和陰詭的權謀，才能平息紛爭。
晏嬰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孔子卻不可以。然而齊國現在最為需要的，恰恰就是不斷地達成一個又一個目標，並且儘量縮短達成目標的時間和路程。所以當晏嬰面見齊景公，並勸諫他疏遠孔子的時候，這位經歷了太多人生坎坷的君王立刻就明白了晏嬰和孔子對於國家的不同作用，這位君王顯然明白利益至上，也當然分得清楚，哪一方能夠在齊國復興的征途中起到更大的作用。而且透過晏嬰堅決的態度，他也立刻明白了，對於他和齊國來說，這顯然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不可能兩者共存。
於是，孔子在這場與晏嬰計程車人交鋒中，一敗塗地，不但沒能得到齊景公的認可和重用，反而連之後遊說魯國的計劃，都受到了嚴重的干擾和影響。後世對孔子游說齊國而被晏嬰否認，進而遭到君王的疏遠，也有著尖銳的評價。
丞相史曰：“晏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繁於樂而舒於民，久喪以害生，厚葬以傷業，禮煩而難行，道迂而難遵，稱往古而訾當世，賤所見而貴所聞。’此人本枉，以己為式。此顏異所以誅黜，而狄山死於匈奴也。處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訕其上，終以被戮而喪其軀，此獨誰為負其累而蒙其殃乎？”
——《鹽鐵論》
於是，當齊景公再一次召見晏嬰，就孔子以及他的治國思想進行最後一次探討之時，晏嬰不但將孔子否認，也對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進行了一次從頭到尾的批判。
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
——《史記》
孔子在齊國的政治生命就此終結了。晏嬰再一次巧妙地站在最大化國家利益的立場之上，將他前行路上最為難以對付的政敵徹底踢出了齊國的權力核心圈。齊景公縱然欣賞孔子，也不會下定決心，為了一個虛無縹緲的賞識，而切實損傷自身的利益。
晏嬰的勝利並非因他的才能和智慧完全超越了孔子，也不是孔子提出的所有思想和理念完全相悖於時代，只不過孔子沒有看清，自己想要得到的事物，已經和自己所遊說國家的根本利益產生了衝突。晏嬰只不過在孔子跌倒的過程中，堅決而用力地推了一把。
孔子最早打動齊景公的君臣階級論，固然讓這位對權力和自身地位有著極強掌控欲的帝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然而他卻沒有注意到，如果沒有一個平穩的根基，即便齊景公重用並接受了他，齊國這艘飽經風雨的鉅艦，也無法按照他的思維乘風破浪，最後必將一步步走向衰敗。到了那時，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作為廣有賢名的聖人，孔子或許可以從齊國失敗的廢墟中從容起身，甚至還有可能一塵不染地繼續前行，尋找新的靠山和為他提供實現理想的平臺，但是晏嬰和齊國王室，則不會再擁有涅槃重生的機會。如此一來，晏嬰對孔子的否認甚至排擠，完全就是一場捍衛生存機會的、沒有硝煙卻險惡異常的殊死之戰。
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也都擁有為了實現理想去努力的權利。然而，當個人的理想需要以損害甚至犧牲別人的利益加以實現的時候，爭鬥就拉開了大幕。當然，權臣的權謀之術，小人的私慾之利，將這一狀態演繹到極致。所謂惠人達己，守正出奇。現在看來，晏嬰在推銷自己思想上遇到的阻力恰恰是孔子宣傳自己思想的歷程，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