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完了登基步驟，接著就是涉及到文武百官的利益問題了。根本上說，還是田地問題。
楊侗也知道大家對於土地的嚮往，比金錢重。
在這方面他也深思、反思過。
隋朝立國以後，隋文帝設有三類田地：一是可以傳於子孫的永業田，人均二十畝；
二是人死以後，須還給朝廷的露田，中男、丁男受露田80畝，婦女受露田40畝。（注：男女3歲以下為黃，10歲以下為小，17歲以下為中，18歲以上為丁，60歲為老。）
三是“公廨田”，所謂“公廨田”就是各級官府衙門把官田租給勞邊過剩的百姓耕種，以收租的方式充當各級政府辦公費用，超出公費的部分上交朝廷，此類田地也是朝廷的儲備田地，當地人口增加以後，以此分配給百姓。
這設定套在百姓身上很合理，若是到了官員身上就不是那回事了。
在官員分田方面，隋文帝是這麼來的。
他首先給親王以下的九品爵位，分別贈給永業田頃不等，不過獲得爵位的人不多，所以這個數目看似恐怖，且不收賦稅，但其實影響不到國家根本。
其次、隋文帝給在任官員也授予永業田，一品官給予5頃，以下每品遞減50畝，至九品為1頃，以充官員俸祿，同時不收賦稅。
此項規定才是動搖國基的存在，原因有三：一永業田可以傳承後代，也就是說，官員致仕或是死了以後，他的子孫還在享受該官的待遇；二、官員升職以後，他的永業田一次又一次得到疊加；三、某個職位空缺以後，朝廷要給繼任者分永業田，然後，隨著他的升職又一次次的疊加給田地。
如是一來，大量田地兼併到了官員和官員的後代手中，朝廷的賦稅也因此逐漸下降。到了沒田分給官員的時候，朝廷又是怎麼幹的？降低弱勢群體的標準，強勢奪走百姓的田地進行重新分配。
第三、朝廷對世家和官員家中的奴婢，也按照百姓標準授予露田，此規定，純粹是朝廷在幫世家和官員們養奴婢。而且這一類露田基本是收不回來的，這又進一步的加速了土地兼併。
早在開皇初年，蘇威就意識到了土地問題的嚴重性。他給文帝上了一份奏疏，內容就是“戶口日增，民田不足”，蘇威建議“減功臣之地以給民”。意思就是將官員手中田拿出來分給百姓，他的建議遭到既得利益者嚴重反對，最後不了了之。
後來由於人口不斷增長，從而出現“地少人眾，衣食不給”的社會問題，隋文帝不得不派官員強行把之前的均田數量降下來，但是動的只是百姓這個弱勢群體的田地。這樣一來，就造成了新增官員的田從百姓手中拿，新增人口也從現有百姓手中拿的怪現象，矛盾也因此一天天積累。
而官員不僅繼續佔有大量田地，還一而再再而三的受到封賞，比如說，隋文帝先後多次賞賜田地給楊素，次次都是130頃。
與此同時，一些官僚地主仗著家中權勢，開始劫奪民地，賤價強買民地的事情在大量發生。這導致老百姓沒田種的問題日益突出，老百姓吃不上飯的現象越來越普遍，這也就成了民變的前奏。
楊廣登基時，土地問題十分嚴峻，他因此將九品爵位刪成三品，並規定三代以內降級繼承，之後剝奪一切爵位待遇，這也是為了收回世家、官員手中的田地作準備，而世家大族以期保住他們手中的土地，反隋的理由更加充分了起來。
楊侗入主冀州以後，也對土地進行了改革。
首先、官員百姓一律按照人均20畝永業田、中男丁男露田80畝，婦女露田40畝的標準分田，使每戶人家都有生活來源。但不管是誰的田地，都要按照標準交稅。
其次、官員俸祿以金錢代替田地，對三十品官職設定俸祿標準，各品領各品級該得的俸祿，從而避免田地疊加而產生的土地兼併。並能避免俸祿疊加給朝廷帶來負擔的問題。
第三、剩餘官田和“公廨田”改為‘公租田’，租給百姓耕種，地方有收租權，卻無使用權，必須原封不動的上交。地方衙門的公費必須做支出報表，工程專案做好預算，審計司稽核透過才能動工。
第四、朝廷不給戶籍之外的人群授予露田，也就是說，你養奴婢可以，但要自己掏錢。而隨著‘攤丁入畝’的推廣，人頭稅的取消，能從奴婢身上得到的也僅是勞力而已，對朝廷沒有損失。而且你養奴婢得越多者，自身壓力越大。
第五、嚴禁土地買賣，避免百姓無田而產生社會問題。
第六、行政權、執法權、監督權的三權分立制度，讓官員隊伍廉潔起來，極大程度上避免官紳勾結，謀奪百姓田地之事的發生。同時給予百姓監督舉報官員的權力。
雖說楊侗的政策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並很好的執行了下去，但是大家都在期盼楊侗賞賜田地。如果不給的話，會寒了大家的心。
因此，楊侗決定將田地的封賞體現於九品爵位之上，正如前面所提到那樣，獲得爵位的人不多，所以影響其實並不大，而且由於官紳皆要上交賦稅，所以跟放到百姓手中沒什麼區別。
受爵功臣固然因此養奴隸，但是奴隸沒有露田，所以功臣們即使是養了，但也不像關隴世家那樣，動不動就輕鬆養士萬人。
爵位都到了頂級以後，賞賜錢財就可以了，他們買不了田產，只能投入到市場之上，這樣也算是加速了商業的繁榮，畢竟，官員是這年頭的有錢人，只有他們的錢到了市場，才能帶動整個商業經濟的興起。
當下，便將田地賞賜九品爵位決定拋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