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統治階層，均出自西魏關隴軍事集團，隋煬帝與唐高祖李淵是表兄弟。
煬帝自幼接受系統嚴格的文化教育，史載其“少敏慧，美姿儀”。《全隋詩》有其詩文近五十首傳世。文詞瑰麗氣勢開闊，有魏武之風，後世文壇對其詩作評價極高：“混一南北，煬帝之才，實高群下。”
大業十四年，隋煬帝楊廣在江都遭宇文化及兵變縊死，不久隋王朝滅亡。後人論及楊廣身死國滅，修築大運河始終被作為其最重要的“罪狀”之一。
但仔細想來，煬帝冒著這麼大風險修大運河，其中真的沒有更深遠的考慮嗎？
平陳後的十年他坐鎮揚州，總領江南事務，淮揚麗人美景閱之無數，江南在這個層面上對他並沒有那麼大的吸引力。但在另一層面上，江南卻真的讓煬帝“魂牽夢繞”。
那十年給了煬帝第一手的經驗，他深刻地瞭解，江南經過東晉南朝近300年的治理後，富庶繁華已是今非昔比。這也是他登基後修建大運河的工作，選擇第一時間開通濟渠與山陽瀆的關鍵原因。而在滅陳後的十年間，江南地方門閥勢力發動了兩次大型叛亂，隋王朝在平叛的過程中由於沒有合適的運輸通道，平叛力量難以及時投送也讓煬帝下定決心要打通這條航道。
不過，對於關隴貴族出身，帶有“鮮卑化的漢人”獨特氣質的隋煬帝來說，江南，終究只是天下之一隅；他真正的戰略眼光，不侷限於華夏版圖之內，更在極高的戰略高度審視中華版圖的四鄰。
彼時，突厥正在北部蒙古草原及中亞草原崛起，實力異常強大；東部契丹與朝鮮半島的勢力也正虎視眈眈地窺伺東北廣闊的天地，最直接的例子就是高句麗發兵四萬進攻遼西；而西面佔據今青海甘肅境的吐谷渾部如果不消解，其將與突厥一起切斷河西走廊絲綢之路通道，其結果是將整個西域剝離出華夏版圖。
由此，煬帝制定的戰略國策，概括說來四個字：西攻東守。
西攻，包含兩個具體方針：修好突厥，消滅吐谷渾，即一拉一打。為什麼是與突厥修好？理由很簡單：突厥勢大，暫時還打不過；打吐谷渾的理由就更簡單了，幾個柿子數它最軟，而且其佔據的位置威脅最大，直接趴在河西走廊邊，如果不進行消滅，絲路將斷絕，國都長安也將永無安枕之日。
東守，屬於戰略性防禦，待西部問題解決後，回頭處理東部的契丹與朝鮮半島勢力。
想要實現這樣的戰略規劃，必須建立在一個基礎上：隋王朝要有能力將中原版圖潛能全部釋放。當時的交通條件下，要做到這一點只有一種可能：修建全國性運河體系，才有能力將帝國的人、財、物集中於一點使用，實現效能最大化。
這就是隋煬帝甫一接班就立即開始大運河工程的本質原因。
成也運河，敗也運河。
運河體系的搭建，使隋王朝的力量如同滿弦之箭，煬帝的戰略規劃開始付諸實施。永濟渠、通濟渠與山陽瀆完工後，煬帝親征吐谷渾滅其國。並隨後耗時半年，歷千險親巡絲綢之路，橫穿祁連山脈直至張掖，西域二十七國鹹遣使覲見。
史載：“破吐谷渾，拓地數千裡……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藩懾服，朝貢相繼。”此戰，將東起青海湖東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境庫魯克塔格山脈，南達崑崙山脈的遼闊土地皆收入囊中，設西海、河源等四郡，歸於王治。唐太宗曾就隋煬帝西巡一事對臣下感慨：“大業之初，隋主入突厥界，兵馬之強，自古以來不過一兩代耳。”
、 而大運河全線貫通後，隋煬帝連續三年三徵高句麗。史載其首徵雲：“大軍集於涿郡……總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號二百萬，其饋運者倍之……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雄師威武，然而這樣雄渾的場面，卻也暗藏了危機的影子。
要知道，三徵高麗是在修建新都洛陽、貫通大運河、修隋直道、開太行山關隘等諸多國家工程進行之際，並“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艫相次千餘里。”
如此徒耗民力，用兵百萬，轉戰千里的戰爭竟然連續搞三次，真的是難以想象。《隋書煬帝紀》載當時民眾之慘狀：“於時遼東戰士及饋運者填咽於道，晝夜不絕，苦役者始為群盜。”
“成也運河，敗也運河”。
大運河的開通，雖然為隋煬帝實現其既定戰略計劃打下了基礎，但長期的窮盡民力，再加上其試圖將中原及江南士族一起納入統治階層的種種努力，不可避免地侵害到了執政的關隴集團本身的利益。由此，隋煬帝圍繞大運
河的所作所為，使他幾乎是站在了所有人的對立面。失去民心及執政集團的支援，是導致隋王朝在富庶中迅速土崩瓦解的核心所在。
說隋王朝富足並不誇張。隋煬帝大業五年，有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有口四千六百零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這一紀錄直到年後的唐玄宗天寶年間才被超越。經濟社會繁盛如北宋，終其一朝人口頂峰也不過於與隋大業年間相仿。
而隨著大運河修成，其沿線陸續建起數十座國家糧倉，如黎陽倉、回洛倉、含嘉倉、河陽倉、常平倉、山陽倉等，用於儲藏經大運河轉運的江淮糧米。自秦漢以來二千餘年的中國古代歷史，支援其形成和綿延發展的核心，無外乎四根基柱：郡縣制、科舉制、長城、大運河。
郡縣制保證了華夏版圖能夠由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進行管理，為國家潛力的有效運用提供製度保障；科舉制保證了階層間一定的流動性，延緩了階級矛盾過快累積以致出現不可調和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