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川兄說笑了。人是需要情感支柱和精神支柱的，否則，事業就缺少動力了。”
“是啊，幹一番事業，表面上是為了實現所謂的理想目標，說到底是為了自己在意的、關心的、關注的人能夠多些幸福，少些磨難。”
“說到人，雖然步入社會生活還不長，卻也是見識了各類人的各種人性表現。石川兄，你說，人簡單一點不好嗎？善良一點不好嗎？一些人為什麼非要做壞事、為什麼非要做惡人？”
嚴黃想道了昨晚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簡單的分析，就是人還在進化之中，會滋生很多人眼中的不同壞人。社會之所以要制定執行規則，積累越來越多的規則文明成果，某種程度上說就是為了限制、約束人不去做壞事，保證社會執行的相對平穩。”
“可惜，我沒有感覺到壞人少多少，這說明，規則也好、法律也好，並不能徹底消滅壞人。”
“壞人也是個相對概念，一個人有很多面的，只有做了壞事才被稱為壞人，做了好事才被成為好人。一個人身上貼著什麼屬性的標籤，是和他做的事情對應著的，也和他自身哪種念頭佔上風相對應的。
不同的時代，壞人的表現形式也在花樣翻新。另外，沒有壞人，哪能襯托出你這樣的好人啊。
只是，全社會必須警惕的是，儘量減少某些人利用國家公器幹更多更大的壞事的機會，否則，位置越高、佔有的社會資源越多的人幹起壞事來對社會危害是越大的。”
“所以，國家應該在各個治理層面選對所用之人，是不是？”
“理論上是這樣的，但是就如同我前面所說，人還在進化之中。人的思想千奇百怪，人性也就多種多樣，但是社會運轉又不可能按照個人意志運轉，怎麼辦呢？
人們創造出 ‘公理’這個概念，就是讓人們遵循多數人認可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依此制定規則要求人們遵守來維護社會的穩定執行。”
“遺憾的是，總有一些人做了壞事，沒有及時受到規則的懲戒，甚至一輩子逃脫了懲戒。”
“那是必然的，因為我們人類社會也在進化過程中，做不到事無鉅細。也正是如此，普通的民眾除了寄託於國家、統治者、管理者、法律、道德來約束惡行和懲罰壞人，還寄希望於有俠客作為維護社會正義的補充。
而且，由於俠客做事更直接、更生動，俠客故事就被更容易被人們傳誦，俠客也被百姓喜歡、崇拜。”
“我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你們的組織就是一個類似於俠客的組織了？”
“遠不止，民間需要俠客，可是人類呢，誰來為人類的整體利益做長遠規劃，誰來做人類根本利益的俠客？誰來做最頂層的人類生存利益的維護者？”
“我覺得首先還是國際社會。”
“沒錯，所以產生了聯合國，產生了聯合國各專門組織。
但是國家也是有私利的，國家首先要維護和保證的是本國的利益。否則，為什麼最發達的米國不加入《國際海洋公約》？不加入《全球氣候環境治理和保護大會》？因為它覺得加入了就損害了它的利益。
核武器的危害人人皆知，《全世界限制發展核武器公約》一方面只允許幾個大國可以擁有核武器，一方面不允許其他國家發展核武器，是不是既矛盾又不公平？
除了因為既得利益在裡面，各國也認識到，擁有核武器的國家越多，爆發核戰的可能性和偶然性就越大，人類就越危險。”
“有時候我就突然想，萬一某個國家的首腦是個瘋子，而恰巧他掌握著核摁扭，世界真就危險了。”嚴黃也產生了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