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頒佈的《農桑令》最大的弊端在於相國公孫嶽鑄錢無度，導致通貨膨脹。商人為避免通貨膨脹帶來的損失，轉而採取以貨易貨的方式，以耐儲存的生活物資，購入價格相對恆定保值，而市場需求量極大的糧食。
而糧食的主要來源是君主和權貴控制的國家機器，要想換到足夠的糧食，只能賄賂權貴，從而換取糧食。
由於銅錢貶值嚴重，而金銀等貴金屬數量較少，商人都採取以貨易貨的方式，與權貴交易特權，從而購買了大量糧食。
久而久之，權貴和國庫中的擠壓商品增多，而糧食流出國庫，轉而流向志國、孫國等糧價當時較高的國家，時年又恰逢大旱，國庫與權貴手中不能吃的商品和金銀反而換不到糧食。
結果只能是十幾年下來，隨著生產力恢復，此前囤積的大量陳年舊貨大量開始變質黴爛，即便是布匹、皮革、絲麻這等耐儲藏的商品，儲存三年五年年問題不大，十年八年也可以，但再久，儲存技術的制約必然要腐爛。北地又多溼熱，變質是必然的。
如此巨量商品囤在手中任其變質，虧損的還是國庫。
由此公孫嶽與權貴一番商議，決定以《推商稅》名義，剪除國內商人，以此達到壟斷市場，替權貴勳戚牟利的目的。
商人從事各行各業的商品運輸、銷售、生產等眾多環節，打擊商人就是破壞生產力，生產力降低，商品需求量不減少而商品產能降低的情況下，價格就會上漲。
此時只要嚴控海關，再放出陳年舊貨，老百姓作為市場的被動接受者，在沒有新貨補充的情況下，就只能買變質的商品。
布匹、衣料、絲麻、皮革、油脂等等民生物資無一不是老百姓生計所必須商品，但又可以降低質量標準的商品。
老百姓不是達官顯貴，對生活的質量的要求極低，衣服破了補補可以照穿，燈油難聞能照亮也就行了。
公孫嶽正抓住這一心態，在打擊國內商人的同時，大肆放出積壓多年的存貨，以換取錢財，同時還能以打擊奸商名義，抄沒家產，以此達到國家斂財的目的。
想通這一切，百里燕（既魏賢）只感胸口冰涼，此前還不曾想到這一點，薑蓉點破最後一層窗戶紙，新政的最終目的也就昭然若揭了。他說道：
“主公，陳先生之計可行。”
“哦，魏先生也如此認為？”
“只是，劣質商品來勢兇猛，數量恐怕甚於主公府庫十倍甚至百倍，倘若開倉放貨，根本用不了幾時，都將售罄一空。屆時市面上依然還是劣質商品的天下，放出的存貨只不過是杯水車薪徒勞無功之舉。”
國庫和權貴手中擠壓的商品少說有七八年的存量，這麼大的存量在全國出貨，數量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此番稅金司專門派宦官前來廣信，其一是銷贓，束縛姜閔的手腳，不讓他痛下殺手。其二是吸走廣信城的賦稅和錢糧，以目前形勢，劣質商品傾銷不可能只持續幾個月，這麼大的存量以及高價，勢必要持續一兩年才能消化掉。
但一兩年後全國的商業網路摧毀殆盡，生產力嚴重倒退，又將是一輪經濟危機。屆時廣信城的經濟摧毀殆盡，廣信公的實力自然也就削弱大半，少說十年八年恢復不了元氣。
但並非說新政全無任何好處，《農桑令》本質上因為未曾遇到的弊端，改革基本是失敗的，但因江東一戰敗於晉國，鹹國一朝成為晉國下邦，鹹國的經濟問題，透過貿易輸入晉國，晉國欲吞併鹹國，當然不可能坐視自己受損，同時將來接手一個爛攤子。
於是在江東一戰後，晉國輸入大量米糧，穩定了鹹國糧價，同時也間接的控制了鹹國糧食供應，令鹹國無法擺脫晉國的經濟控制。
想要擺脫晉國控制，貿然開戰顯然也行不通，兵不血刃的驅逐晉國，只能以軟刀子殺人。這個把軟刀子就是經濟，徹底讓鹹國變成一個經濟爛坑。讓物價無節制的飛漲，而權貴勳戚依然牢牢把控行政權利和軍隊。
如此一來，鹹國一夜回到舊社會，晉國就不得不背上鹹國經濟的包袱，一年兩年也許不成問題，時常日久十年八年就成了無底洞。屆時在輿論鼓譟之下，新政的所謂弊端，也可以轉嫁為晉國的殘酷剝削和壓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