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病之前，我的抑鬱症知識多來自媒體報道。三毛、張國榮、張純如、崔永元……這一長串名單，讓我想當然地認為，抑鬱症是一個比較“高階”的病。精英，至少是文化人才容易得這個病。
這個誤解，在我第一次去到安定醫院看病時，就消除了。
在安定醫院人頭攢動的候診大廳，我看到了一張張有著中國各地特徵的愁苦不堪的臉。他們顯然是舟車勞頓，輾轉來到這裡；東張西望，侷促不安，一臉的惶惑和驚懼。他們經常長時間枯坐，如泥雕木塑。看著他們，我腦海裡掠過王小波的一句話——沉默的大多數。
是的，在中國，即使在抑鬱症人群中，也有沉默的大多數——中國抑鬱症的最大人群，是窮人，在農村。
窮人是抑鬱症最大群體
任何階層成員都可能得抑鬱症，貧困階層受苦更甚。只因這個階層活在聚光燈之外，他們的痛苦不為人所知。
研究已經證明，貧困是抑鬱症的一大誘因。貧困使人抑鬱，抑鬱愈使人貧困，二者互動作用，導致精神障礙與孤立。貧困和抑鬱，是一對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
抑鬱症最早可以追溯到人類的童年時期。當我們的祖先從狩獵文明向農耕文明演進時，一部分不適應這種變化、不能掌握農耕技術的獵人，成為抑鬱症最早的受難者。
由此我大膽猜測：在社會大變遷面前，不能與時俱進，被時代拋棄的人，因其焦慮、惶恐、絕望，可能成為抑鬱症的俘虜——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近十幾年來，中國國企下崗人員和農村留守人員，成為抑鬱症高發群體。
另一個旁證是：接受社會救濟的人群中，抑鬱症比例是總人口患病率的3倍。
中國高校的貧困生一直是敏感話題。貧困生進入城市，如果得不到物質和精神上的幫助，其心理疾病的發病機率極高。目前中國高校中，貧困生約佔總在校生的15%—20%，其中有心理問題的佔65%。
在美國，很多窮人亦受抑鬱症之苦。一項調查表明，美國85%—95%的嚴重心理疾病患者是失業者。
貧困群體的抑鬱症識別率低，這對他們的治療來說雪上加霜。一般來說，中產階層的日常生活相對優裕快樂，他們得了抑鬱症，異乎尋常的痛苦相對容易被察覺；而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窮人，日子本來就困頓艱難，抑鬱症狀會被掩蓋。他自己也搞不清，他的痛苦到底是抑鬱症，還是來自生活本身。很多窮人得了抑鬱症，始終都不自知，也不為人所知。
所以，反貧困和抗抑鬱相輔相成。對抗抑鬱，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幫助窮人擺脫貧困，提升改變命運的能力。
遺傳基因導致抑鬱
在知識階層中，抑鬱症患者也有職業之別。
演員、公務員、媒體人、警察、教師比較容易得抑鬱症——這是安定醫院主任醫師姜濤24年行醫生涯的觀察總結。
他對我具體闡述：“這幾個行業收入差距大。公務員有守法的和不守法的；記者有敲詐的和不敲詐的；警察有好警察和壞警察……收入差距非常大，他們就容易不平衡、焦慮、壓力大。”
姜濤所說完全是個人經驗描述，未能驗證。不過他揭示了一個現象：內心的激烈衝突和抑鬱症相關。
接下來可以討論：就個體而言，哪些因素容易導致抑鬱症？
首先是生物學因素。抑鬱症一般被分為內源性和外源性兩大類，內源性抑鬱症往往由軀體內部因素引起，帶有明顯的生物學特點。這個“內部因素”其實就是基因，往往透過遺傳獲得，它是造成大腦中三種神經遞質（血清素、去甲腎上腺素、多巴胺）失衡的根源。
在現實生活中，經常可以觀察到，一個抑鬱症患者的直系或旁系親屬中，還有其他精神疾病患者。這說明這個家族遺傳傾向明顯。上海精神科醫生顏文偉認為，在全世界人口中，大約有5%—10%的人有這種遺傳基因，容易得抑鬱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