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廣場邊上，只見整個隊伍彙整合了青綠色的鋼鐵洪流，跟周圍的灰色營帳相映成輝，煞是壯觀。眾人穿著青綠色的軍鞋，套上青綠色的衣服，戴著青綠色鑲嵌著黃色綢帶紅色五角星的軍帽，配上淺灰色的皮帶，甚是新穎奪目，精神抖擻。厚實的新式軍裝，不僅漂亮，而且也暖和。如此雄赳赳氣昂昂的隊伍，整齊而劃一，堪堪亮瞎了眾官兵的眼睛。
包括周桐、燕勝、李廷玉、曾寬、林沖、王進、索超、厲鎮國和司方國等人在內，所有華夏軍官兵看著自己身上穿著的嶄新綠軍裝，均是興奮莫名，胸中一股豪情油然而生，太帥了，這才是軍人的英雄本色！
武植看著也是滿意，這才是他心目中該有的華夏新軍樣子！
換好新式軍裝，全體官兵的精神面貌為之一振，華夏軍的規範化管理與訓練就更上一層樓了。
在華夏軍全體官兵換上新裝後，武植趁著一次早朝的機會，上了一份奏疏，提議把每三日一早朝改為每五日一早朝，並且把上朝時間改為從辰時初刻（早上七時）開始，上班當值時間則改為從早上七時開始，到下午四時結束，這樣可以養精蓄銳以應付日常的工作。
當時的朝廷朝會，施行的是大朝會和垂拱殿視朝制度。在元旦、五月朔望、冬至大朝會時，九品以上的每個京官都要參加，拜見皇帝；而垂拱殿視朝則是規定五品以上的朝參官才可以參加，每三日一朝，也叫早朝，苦逼得很，武植很是不習慣。
五日一朝本是王安石在變法時提出來的，延續了十七年，後來元祐更化時就把王安石的變法都否定廢除了，改成一日一朝。高太后去世後，趙煦親政，但為了顯示自己意欲中興的宏願，為了標榜自己有吃苦耐勞的精神，趙煦並沒有改回五日一朝，而是改成三日一朝，這還是坑苦了朝中的大臣了！
早朝，即垂拱殿視朝，規定門下省起居郎、中書省起居舍人及尚書省侍郎、御交中丞以上，即五品侍從官以上，為「日參官」，每三天都要參加早朝。宋朝對於官員上朝時間有著明確的要求，漏刻是上朝的時間標準，而在等待朝會開始前的時間被稱為「待漏」。宋朝還專門建立了不同等級的「待漏院」，為官員們充當歇腳的地方。待漏院的作用可不止是充當歇腳這一項，宋代繼承了五代時期的制度，待漏院的管理也日益完善，在官員等待之時，會有專門的人員進行點卯，派人監督臣子的上朝情況，如有遲到未到者，要登記起來呈報給皇上。有生病請假的，也會派遣專門人員去檢視真偽。
早朝時，大臣們每天必須在凌晨二時左右就要起床，三時左右必須穿過御街到達右掖門前等候，待更鼓響起，大臣們開始列隊進入皇城，途中不得高聲喧譁，來到待漏院進行點卯，五更天時（四時五十分左右）文德殿前鼓聲響起，就意味著開始上朝了。由於上朝時間太早，很多大臣在上朝前的晚上都沒有睡覺，而是在到達待漏院之後坐在椅子上靠著牆假寐。
宋朝京城當官的辛苦受到不少文人墨客的抱怨，著名詩人歐陽修就曾寫道「臥聽竹屋蕭蕭響，卻憶滁州睡足時」，他拿現在和在滁州當太守時候相比，說現在上朝太累了，沒有滁州當官的時候快樂。
武植也是早就厭倦了這種黑白顛倒生物鐘完全被打亂的日子，深惡痛絕。
趙煦思慮了很久，也跟章淳、曾布、安燾和黃履等宰相商量了很多次，最終採用了武植的提議，把每三日一早朝改為每五日一早朝，上朝時間也改為從七時（即辰時初刻）開始，點卯的時間就改為六時四十五分（即卯正三刻
）左右。改革後，上朝時間整整比以前早朝推遲了兩個多時辰！眾位官員上班當值時間也改為從早上七時開始，到下午四時結束。
以前的早朝，需要眾人在凌晨兩點左右就要起床，不光眾文武百官們辛苦不已，皇帝趙煦也是苦不堪言。可大家礙於祖宗法制，除了王安石之外，誰都沒有敢提出要進行改革。現在武植頭很鐵，膽大包天提了出來，趙煦和眾人也就順水推舟，皆大歡喜了。雖然趙煦和眾人在大庭廣眾之下還訓責武植不遵祖宗法度，但內心裡其實早就樂開了花，謝天謝地了！
周桐不是朝參官，所以他除了大朝會外，平日裡一般都不用上朝，比較輕鬆，武植很是羨慕。
對於趙煦和朝廷商定的結果，武植頗為滿意，以後就不用凌晨兩點多鐘摸黑起床了，睡覺時間不夠不說，還很容易傷身體。
侯府離右掖門比較近，坐馬車過去不到一盞茶的功夫就到，所以每天，武植幾乎都是在五時四十五分左右（即卯時三刻）才起床，如廁、洗漱、吃早餐，趕到右掖門時正好在六時四十分左右，再用三、四分鐘走到點卯房（待漏院）點卯，時間掐得剛剛好。而且五天一次，武植頓時覺得比以前上早朝時要輕鬆了許多。
趙煦和眾文武百官們也沒有那麼辛苦了，一掃以前上早朝時睡眼朦朧、萎靡不振的樣子，精神百倍，早朝議事決策的效率也提高了不少，很多時候都不用等到巳時初刻就可以早早地結束了議題，早早地就可以散了朝，眾人回到各自的工作崗位時也沒有再打瞌睡了。眾人神清氣爽，工作效率自然提高了數倍不止。
小小的改革，竟然能收到如此驚人的效果！連趙煦在內，眾文武百官們都不禁對武植再一次刮目相看，為他的智慧所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