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聖四年，是宋朝的多事之秋，而北邊的遼國和西北邊的西夏國其實也並不太平。
遼道宗耶律洪基登基後，遼國先後經歷了四次比較大的政治事件，一是其皇叔耶律重元陰謀纂權奪位、兵敗自殺而收場；二是其懿德皇后蕭觀音被耶律乙辛誣告與伶人趙惟一私通，耶律洪基卻又不加查實，就逼令皇后自殺，史稱十香詞冤案；三是其太子耶律浚被耶律乙辛誣告謀圖搶位，從而慘遭囚禁並被耶律乙辛派人暗殺身亡；四是耶律乙辛圖謀殺害皇孫耶律延禧，事敗出逃被耶律洪基滿門誅殺。這四件大事，時間跨度將近二十年，嚴重動搖了遼國的政治根基，遼國境內各種猜忌盛行，人人自危。而遼國剛從耶律乙辛及其黨羽的圖謀叛亂中走出來後，登基之初勤政有加的遼道宗耶律洪基就開始追求享樂了。他為人昏庸，忠奸莫辨，迷於酒色，而且還篤信佛教，廣印佛經和建築寺塔，勞民傷財，使得遼國社會矛盾激化，遼國境內的叛亂開始層出不窮，讓遼國軍隊疲於拼命，也使遼國開始由強盛轉向衰落。
而此時的西夏，其國內的情勢幾乎跟趙煦上位時的宋朝如出一撤，元祐元年即天安禮定元年(一零八六年李秉常去世後李乾順即位，年僅三歲，也是母黨專政。其母后梁氏，梁乙埋之女，尊為太后，臨朝攝政，與其舅父梁乙逋擅政。在永安元年(一零九九年李乾順親政前，梁氏兄妹倆把持朝政多年，對李秉常舊時親信和老臣，都設事陷害，打擊排擠。為了緩和國內社會矛盾，效法前朝，窮兵黷武，連年進犯侵襲宋朝邊境，使得宋夏間小規模的戰爭不斷，烽火不息，藉以轉移國內危機。梁乙逋驕矜跋扈，好擅權，天佑民安五年（1094）十月，梁乙逋陰謀叛亂被大首領嵬名阿吳、仁多保忠等人殺死。梁氏統治期間，西夏政治腐敗，軍隊也逐漸衰弱，以致於在跟宋朝的屢次爭端中都沒有佔到什麼便宜。
而大宋朝境內，朝堂上，卻又上演了一出滑稽大戲！
紹聖四年（ 一零九七年）六月中，即在武植被貶離京城之際，以章淳、安淳為首的新黨羅織“同文館之獄”，再度策劃了一起重大的打擊舊黨的事件。
事件源於劉摯、呂大防做宰相時，文彥博之子文及甫正居喪，他曾被劉摯彈劾外調，這次恐怕除喪後不得回京擔任京官，便致書好友邢恕，其中隱約有“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等語，邢恕本來都知道其意所指，但他唆使已故新黨領袖蔡確之子蔡謂，上奏朝廷，以此書作為劉摯、呂大防陷害蔡卞並意圖謀劃廢帝、傾危社稷的證據。
蔡確因“車蓋亭詩案”而被以劉摯為首的舊黨貶謫流放到嶺南並死於其間，其兒子蔡謂也受到了牽連，為了避難，他躲到廣西的一間寺廟裡，一躲就是七年，直到趙煦親政新黨上臺後才跑回京城，意欲復仇。受刑恕攛掇後，蔡謂費盡心機，逮住機會接近趙煦，哭訴且誣陷之。
於是，趙煦震怒，下令章惇與安惇徹查此事。章惇建議讓戶部尚書蔡京審理此案，並將已經被貶到嶺南鼎州的劉摯抓回到同文館。同文館是接待高麗、青唐使節的驛館，本非牢獄，但因為經常閒置，所以就給蔡京當作審問劉摯的場所，這也是這次案件稱作“同文館之獄”的原因。
朝廷置獄同文館，蔡京先逮捕文及甫審問此事，文及甫都矢口否認信中並沒有提及劉摯密謀廢帝之事。
於是，蔡京又找來刑恕對質，刑恕惶恐，怕牽連到自己，便謊稱當時的信件已然丟失，只一口咬定，劉摯確實曾與高太后謀劃廢帝，請蔡京一定要徹查此案。
蔡京無奈，只能對劉摯動刑，逼問劉摯說出真相。可是不管蔡京怎麼嚴刑拷打，劉摯頗有骨氣，仍堅持自己沒有廢帝的心思，蔡京根本問不到什麼。
此案牽連多人，耗時數月，始終查無實據，向太后親自向哲宗進言罷獄，結果文及甫得以釋放；劉摯及其子孫則被流放到嶺南新州並永遠禁錮於嶺南，不久劉摯含冤而逝；蔡京和章惇則得以封賞，此案不了了之。
但此案並沒有完。一年後，即元符元年中，章惇等人在清算舊黨時，再次算帳算到了劉摯的頭上，誣陷劉摯與高太后身旁的宦官陳衍和張士良曾一同謀劃廢帝。由於劉摯已死，死無對證；陳衍貶在嶺南崖州，被哲宗趙煦下令在當地處死；張士良則被蔡京捉捕，從貶所押回朝廷受審，受到嚴刑拷打。張士良也很有骨氣，不願背主，咬著牙不肯承認，哭喊“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豈可欺！”隨後，他慘死於獄中。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人與人的爭鬥要是被烙上黨爭的印記，真的是很可怕，人們往往為了一己私利可以無所不用其極，人心和理智都會喪失殆盡，狀若瘋狗，四處咬人。
武植遠離廟堂，而且也人微言輕，所以只能冷眼旁觀。但他的心裡，對章淳、安淳和蔡京等所謂新黨人又多了幾分憎惡，同時也暗暗告誡自己，在趙煦當政的這幾年中千萬不要跟舊黨人有所接觸，即使自己再怎麼同情他們也不行。
他現在就像等待化繭成蝶的幼蟲，只能靜靜蟄伏，慢慢積蓄力量，才能有朝一日厚積薄發，最終破繭而出。
兵馬未出，糧草先行。現在武植能做的，就是悶聲發大財，掌握更多的錢財，暗中培持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