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誦思來想去，這些便宜兒子們的立場還真是難說。從利益的角度而言，李純和大多數皇子都在新政中獲益良多，但是又因為出身和婚姻的關係，和保守的舊黨關係緊密，後知後覺的舊黨在新政中能獲利的大多是得益於李純和其他皇子的幫助，比如太子的老丈人郭家就是在***的幫助下在市舶司掛了號，分了不小的一杯羹。
這個事情還真是難辦哪。不過李誦轉念一想，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皇子們和新舊兩黨都糾纏不清，也就意味著他們的立場都是在兩黨之間搖擺的，看重的是新舊兩黨能給自己帶來多少利益，而所謂新舊兩黨的區分不就是在新政中獲利的多少嗎？自己所要做的，就是讓皇子們以及他們的追隨者從新政中獲取更大的利益，讓即使是舊黨的人也變身為新黨，那麼不管未來的繼承人是誰，即使他是藉著舊黨的力量登了基，將來也會趨向於新政的。
“郯王李經，桂王李綸。”
李誦盯著呂元膺秘密報告上的名字，撿起放在桌上的搖鈴，晃了兩下。吳賜友悄無聲息地出現在了李誦面前。李誦道：
“太子最近如何？”
吳賜友道：
“回陛下，太子近日在東宮連續召集名士，討論有關治國問題，希望在經筵上能勝過別人。近日出入東宮的有陸質大人，柳宗元大人，符載大人，杜司空，李德裕大人，竇義將軍，高駢將軍，白居易大人，元稹大人，還有前司馬王建，前員外郎張籍，前進士孟郊，前別駕牛僧孺，員外郎李宗閔，員外郎王涯，上將軍王承元，布衣張宿，柏耆等人。”
李誦“唔”了一聲，吩咐道：
“太子那邊留心些。再安排人手，注意郯王和桂王的一舉一動。”
吳賜友“諾”了一聲，又悄無聲息地退下了。
自從李誦放寬對皇子們的限制之後，不但是太子李純，就是郯王李經還有其他一些皇子最近都廣泛邀請官員名士登門，在努力地鑽研治國之道。有意思的是李造還邀請了一些商賈到府上商討。這個舉動引發了朝臣的爭議，有監察御史甚至上書彈劾，引經據典地論述聖人之道，先賢之業，隱晦地指責皇帝的某些行為成為了皇子們的不良楷模，要求加強對皇子的管理，重新明確士農工商的階層，以免敗壞人心。這樣的話李誦當然是當成放屁一樣，限制商人，你以為今年的加薪是從哪裡來的？
不過李誦也沒有責罰那位御史，結果皇帝的沉默被理解為了默許，一些和商賈走的比較近的皇子、大臣，開始半公開地邀請商賈上門，或者不拒絕商賈的拜訪了。開始商賈們走的都是後門，接著走的就是偏門了，再走就是走正門了，還好沒有人大膽到開大門迎接，不然只怕御史們的口水就能把他們淹死。
皇帝的沉默在親商派看來是對結交商賈的預設，但是在另外一部分人看來何嘗不是對御史彈劾的默許呢？於是對親王大臣結交商賈的行為的彈劾如同漫天飛雪一般飛向朝廷，用以收集舉報的密匭裡也是塞得滿滿的，都是對商賈向宗室貴胄乃至權臣行賄以取利的舉報。在世家大族報紙上，也紛紛發表了對商賈逐利行賄行為的批判，各地關於商賈暴發戶為富不仁仗勢欺人的惡行也揭發出了許多，不少惡行讓李誦都覺得匪夷所思，秘密派出糧秣統計司幹員前往調查。
而商賈也不甘心剛剛漂白的顏色再被抹黑，在一段時間的準備後，《今春秋》《洛聞》等背後有豪商大賈的報紙也開始組織反擊，對一些本來是被汙衊的事件予以了澄清。對本來是事實的部分案件予以了辯解和摘清，強調那是個別素質不高的商賈的個體行為，和大唐整個積極健康向上愛國熱心公益的商人階層之間不能劃等號。接著，商人的膽子雖然小些，深入調查部分卻又拐彎抹角地暗示那些為非作歹的都是有錢有勢的商賈，這些商賈的勢來自於某些世家大族，或者就是出於世家大族的指使。這樣一來造成的轟動一點也不比世家大族搞得媒體攻勢小，許多被世家壓迫過的市井小民對此是大聲叫好，自然也有站在商賈一邊的御史上書建議調查相關案件了。
這樣的事情是在大唐歷史上，乃至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沒有發生過的。所以交鋒也蔓延到了早朝上。首先是禮部侍郎韋執宜上奏此事，請求上諭對這種有失君子風度的攻擊是否要加以整治，宰相武元衡就出班上奏道：
“斯時斯事，衣冠世家竟然至於斯文掃地，實乃商賈驕縱之過。孟子曾言，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如今看來，商賈們哪裡還有治於人的樣子，已然是要騎到士人頭上了。臣不反對商人賺錢，那是商人的本分，但是妄言國事，誹謗世家，這已經超越了本分。臣請陛下下詔，重申士農工商四民界定，各安本分，不得混淆越制，違者嚴懲不貸，只有這樣才能使得大唐上下尊卑分明，才能使得士人專心於國事，才能使得大唐像個國家的樣子。”
武元衡這一番話立刻引起了朝堂的熱議。支持者高聲叫好，從每個毛孔裡都流露出憤恨，而反對者卻大都沉默不語。戶部侍郎、度支鹽鐵使程異見不是個事情，出班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