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大多數漢族知識分子都是抗清復明，甚至在赳赳武夫們紛紛掉頭轉向之後，一群柔弱的文人還寧死不折。文人中也有一些著名的變節者，但他們往往也承受著深刻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我想這便是文化的力量。一切軍事爭逐都是浮面的，而事情到了要搖撼某個文化生態系統的時候才會真正變得嚴重起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人種，其最終意義不是軍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當時江南地區好幾次重大的抗清事件，都起之於“削髮”之爭，即漢人歷來束髮而清人強令削髮，甚至到了“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地步。頭髮的樣式看來事小卻關及文化生態，結果，是否“毀我衣冠”的問題成了“夷夏抗爭”的最高爆發點。這中間，最能把事情與整個文化系統聯絡起來的是文化人，最懂得文明和野蠻的差別，並把“韃虜”與野蠻連在一起的也是文化人。老百姓的頭髮終於被削掉了，而不少文人還在拼死堅持。著名大學者劉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進杭州後便絕食，二十天後死亡；他的門生，另一位著名大學者黃宗羲投身於武裝抗清行列，失敗後回餘姚家鄉事母著述；又一位著名大學者顧炎武比黃宗羲更進一步，武裝抗清失敗後還走遍全國許多地方圖謀復明，最後終老陝西……這些一代宗師如此強硬，他們的門生和崇拜者們當然也多有追隨。
但是，事情到了康熙那兒卻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文人們依然像朱耷筆下的禿鷲，以“天地為之一寒”的冷眼看著朝廷，而朝廷卻奇怪地流瀉出一種壓抑不住的對漢文化的熱忱。開始大家以為是一種籠絡人心的策略，但從康熙身上看好像不完全是。他在討伐吳三桂的戰爭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就迫不及待地下令各級官員以“崇儒重道”為目的，向朝廷推薦“學問兼優、文詞卓越”計程車子，由他親自主考錄用，稱作“博學鴻詞科”。這次被保薦、徵召的共一百四十三人，後來錄取了五十人。其中有傅山、李顒等人被推薦了卻寧死不應考。傅山被人推薦後又被強抬進北京，他見到“大清門”三字便滾倒在地，兩淚直流，如此行動康熙不僅不怪罪反而免他考試，任命他為“中書舍人”。他回鄉後不準別人以“中書舍人”稱他，但這個時候說他對康熙本人還有多大仇恨，大概談不上了。
李顒也是如此，受到推薦後稱病拒考，被人抬到省城後竟以絕食相抗，別人只得作罷。這事發生在康熙十七年，康熙本人二十六歲，沒想到二十五年後，五十餘歲的康熙西巡時還記得這位強硬的學人，召見他。他沒有應召，但心裡畢竟已經很過意不去了，派兒子李慎言作代表應召，並送自己的兩部著作《四書反身錄》和《二曲集》給康熙。這件事帶有一定的象徵性，表示最有牴觸的漢族知識分子也開始與康熙和解了。
與李顒相比，黃宗羲是大人物了，康熙更是禮儀有加，多次請黃宗羲出山未能如願，便命令當地巡撫到黃宗羲家裡，把黃宗羲寫的書認真抄來，送入宮內以供自己拜讀。這一來，黃宗羲也不能不有所感動。與李顒一樣，自己出面終究不便，由兒子代理，黃宗羲讓自己的兒子黃百家進入皇家修史局，幫助完成康熙交下的修《明史》的任務。你看，即便是原先與清廷不共戴天的黃宗羲、李顒他們，也覺得兒子一輩可以在康熙手下好生過日子了。這不是變節，也不是妥協，而是一種文化生態意義上的開始認同。既然康熙對漢文化認同得那麼誠懇，漢族文人為什麼就完全不能與他認同呢？政治軍事，不過是文化的外表罷了。
黃宗羲不是讓兒子參加康熙下令編寫的《明史》嗎？編《明史》這事給漢族知識界震動不小。康熙任命了大歷史學家徐元文、萬斯同、張玉書、王鴻緒等負責此事，要他們根據《明實錄》如實編寫，說“他書或以文章見長，獨修史宜直書實事”，他還多次要大家仔細研究明代晚期破敗的教訓，引以為戒。漢族知識界要反清復明，而清廷君主竟然親自領導著漢族的歷史學家在冷靜研究明代了，這種研究又高於反清復明者的思考水平，那麼，對峙也就不能不漸漸化解了。《明史》後來成為整個二十四史中寫得較好的一部，這是直到今天還要承認的事實。
當然，也還餘留著幾個堅持不肯認同的文人。例如康熙時代浙江有個學者叫呂留良的，在著書和講學中還一再強調孔子思想的精義是“尊王攘夷”，這個提法，在他死後被湖南一個叫曾靜的落第書生看到了，很是激動，趕到浙江找到呂留良的兒子和學生幾人，籌劃反清。這時康熙也早已過世，已是雍正年間，這群文人手下無一兵一卒，能幹成什麼事呢？他們打聽到川陝總督嶽鍾琪是岳飛的後代，想來肯定能繼承岳飛遺志來抗擊外夷，就派人帶給他一封策反的信，眼巴巴地請他起事。這事說起來已經有點近乎笑話，岳飛抗金到那時已隔著整整一個元朝、整整一個明朝，清朝也已過了八九十年，算到嶽鍾琪身上都是多少代的事啦，還想著讓他憑著一個“嶽”字拍案而起，中國書生的昏愚和天真就在這裡。嶽鍾琪是清朝大官，做夢也沒有想到過要反清，接信後虛假地應付了一下，卻理所當然地報告了雍正皇帝。雍正下令逮捕了這個謀反集團，又親自閱讀了書信、著作，覺得其中有好些觀念需要自己寫文章來與漢族知識分子辯論，而且認為有過康熙一代，朝廷已有足夠的事實和勇氣證明清代統治者並不差，為什麼還要對抗清廷？於是這位皇帝親自編了一部《大義覺迷錄》頒發各地，而且特免肇事者曾靜等人的死罪，讓他們專到江浙一帶去宣講。
雍正的《大義覺迷錄》寫得頗為誠懇。他的大意是：不錯，我們是夷人，我們是“外國”人，但這是籍貫而已，天命要我們來撫育中原生民，被撫育者為什麼還要把華、夷分開來看？你們所尊重的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這難道有損於他們的聖德嗎？呂留良這樣著書立說的人，連前朝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赫赫盛德都加以隱匿和誣衊，實在是不顧民生國運只洩私憤了。外族入主中原，可能反而勇於為善，如果著書立說的人只認為生在中原的君主不必修德行仁也可享有名份，而外族君主即便勵精圖治也得不到褒揚，外族君主為善之心也會因之而懈怠，受苦的不還是中原百姓嗎？
雍正的這番話，帶著明顯的委屈情緒，而且是給父親康熙打抱不平，也真有一些動人的地方。但他的整體思維能力顯然比不上康熙，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外國”人，“夷人”，儘管他所說的“外國”只是指外族，而且也僅指中原地區之外的幾個少數民族，與我們今天所說的外國不同，但無論如何在一些前提性的概念上把事情搞複雜了，反而不利。他的兒子乾隆看出了這個毛病，即位後把《大義覺迷錄》全部收回，列為禁書，殺了被雍正赦免了的曾靜等人，開始大興文字獄。康熙、雍正年間也有醜惡的文字獄，但來得特別厲害的是乾隆，他不許漢族知識分子把清廷看成是“夷人”，連一般文字中也不讓出現“虜”、“胡”之類字樣，不小心寫出來了很可能被砍頭。他想用暴力抹去這種對立，然後一心一意做個好皇帝。除了華夷之分的敏感點外，其他地方他倒是比較寬容，有度量，聽得進忠臣賢士們的尖銳意見和建議，因此在他執政的前期，做了很多好事，國運可稱昌盛。這樣一來，即便存有異念的少數漢族知識分子也不敢有什麼想頭，到後來也真沒有什麼想頭了。其實本來這樣的人已不可多覓，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過了頭。真正第一流的大學者，在乾隆時代已不想做反清復明的事了。乾隆，靠著人才濟濟的智力優勢，靠著康熙、雍正給他奠定豐厚基業，也靠著他本人的韜略雄才，做起了中國歷史上福氣最好的大皇帝。承德避暑山莊，他來得最多，總共逗留的時間很長，因此他的蹤跡更是隨處可見。乾隆也經常參加“木蘭秋獮”，親自射獲的獵物也極為可觀，但他的主要心思卻放在邊疆征戰上，避暑山莊和周圍的外八廟內，記載這種征戰成果的碑文極多。這種征戰與漢族的利益沒有衝突，反而弘揚了中國的國威，連漢族知識界也引以為榮，甚至可以把乾隆看成是華夏聖君了。但我細看碑文之後卻產生一個強烈的感覺：有的仗迫不得已，打打也可以，但多數邊界戰爭的必要性深可懷疑。需要打得這麼大嗎？需要反覆那麼多次嗎？需要這樣強橫地來對待鄰居們嗎？需要殺得如此殘酷嗎？
好大喜功的乾隆把他的所謂“十全武功”鐫刻在避暑山莊裡樂滋滋地自我品嚐，這使山莊迴盪出一些燥熱而又不祥的氣氛。在滿、漢文化對峙基本上結束之後，這裡洋溢著的是中華帝國的自得情緒。江南塞北的風景名勝在這裡聚會，上天的唯一驕子在這裡安駐，再下令編一部綜覽全部典籍的《四庫全書》在這裡存放，幾乎什麼也不缺了。乾隆不斷地寫詩，說避暑山莊裡的意境已遠遠超過唐宋詩詞裡的描繪，而他則一直等著到時間卸任成為“林下人”，在此間度過餘生。在山莊內松雲峽的同一座石碑上，乾隆一生竟先後刻下了六首御製詩表述這種自得情懷。
是的，乾隆一朝確實不算窩囊，但須知這已是十八世紀（乾隆正好死於十八世紀最後一年），十九世紀已經迎面而來，世界發生了多大的變化！乾隆打了那麼多仗，耗資該有多少？他重用的大貪官和坤，又把國力糟蹋到了何等地步？事實上，清朝，乃至於中國的整體歷史悲劇，就在乾隆這個貌似全盛期的皇帝身上，在山水宜人的避暑山莊內，已經釀就。但此時的避暑山莊，還完全沉湎在中華帝國的夢幻之中，而全國的文化良知，也都在這個幻夢邊沿口或陶醉，或喑啞。
一七九三年九月十四日，一個英國使團來到避暑山莊，乾隆以盛宴歡迎，還在山莊的萬樹園內以大型歌舞和焰火晚會招待，避暑山莊一片熱鬧。英方的目的是希望乾隆同意他們派使臣常駐北京，在北京設立洋行，希望中國開放天津、寧波、舟山為貿易口岸，在廣州附近撥一些地方讓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國貨物在廣州至澳門的內河流通時能獲免稅和減稅的優惠。本來，這是可以談判的事，但對居住在避暑山莊、一生喜歡用武力炫耀華夏威儀的乾隆來說卻不存在任何談判的可能。他給英國國王寫了信，信的標題是《賜英吉利國王敕書》，信內對一切要求全部拒絕，說“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即使島嶼沙洲，亦必劃界分疆各有專屬”，“從無外人等在北京城開設貨行之事”，“此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也許至今有人認為這幾句話充滿了愛國主義的凜然大義，與以後清廷簽訂的賣國條約不可同日而語，對此我實在不敢苟同。
本來康熙早在一六八四年就已開放海禁，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分設四個海關歡迎外商來貿易，過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關閉其他海關只許外商在廣州貿易，外商在廣州也有許多可笑的限制，例如不準學說中國話，買中國書，不許坐轎，更不許把婦女帶來，等等。我們閉目就能想象朝廷對外國人的這些限制是出於何種心理規定出來的。康熙向傳教士學西方自然科學，關係不錯，而乾隆卻把天主教給禁了。自高自大，無視外部世界，滿腦天朝意識，這與以後的受辱捱打有著必然的邏輯聯絡。乾隆在避暑山莊訓斥外國帝王的朗聲言詞，就連歷史老人也會聽得不太順耳了。這座園林，已羼雜進某種凶兆。
四
我在山莊松雲峽細讀乾隆寫了六首詩的那座石碑時，在碑的西側又讀到他兒子嘉慶的一首。嘉慶即位後經過這裡，讀了父親那些得意洋洋的詩作後不禁長嘆一聲：父親的詩真是深奧，而我這個做兒子的卻實在覺得肩上的擔子太重了！（“瞻題蘊精奧，守位重仔肩”）嘉慶為人比較懦弱寬厚，在父親留下的這副擔子前不知如何是好。他一生都在面對內憂外患，最後不明不白地死在避暑山莊。
道光皇帝繼嘉慶之位時已四十來歲，沒有什麼才能，只知艱苦樸素，穿的褲子還打過補丁。這對一國元首來說可不是什麼佳話。朝中大臣競相摹仿，穿了破舊衣服上朝，一眼看去，這個朝廷已經沒有多少氣數了。父親死在避暑山莊，畏怯的道光也就不願意去那裡了，讓它空關了幾十年。他有時想想也該像祖宗一樣去打一次獵，打聽能不能不經過避暑山莊就可以到“木蘭圍場”，回答說沒有別的道路，他也就不去打獵了。像他這麼個可憐巴巴的皇帝，似乎本來就與山莊和打獵沒有緣分的，鴉片戰爭已經爆發，他憂愁的目光只能一直注視著南方。
避暑山莊一直關到一八六〇年九月，突然接到命令，咸豐皇帝要來，趕快打掃。咸豐這次來時帶的銀兩特別多，原來是來逃難的，英法聯軍正威脅著北京。咸豐這一來就不走了，東走走西看看，慶幸祖輩留下這麼個好地方讓他躲避。他在這裡又批准了好幾份喪權辱國的條約，但簽約後還是不走，直到一八六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死在這兒，差不多住了近一年。
咸豐一死，避暑山莊熱鬧了好些天，各種政治勢力圍著遺體進行著明明暗暗的較量。一場被歷史學家稱之為“辛酉政變”的行動方案在山莊的幾間屋子裡制定，然後，咸豐的棺木向北京啟運了，剛繼位的小皇帝也出發了，浩浩蕩蕩。避暑山莊的大門又一次緊緊地關住了，而就在這支浩浩蕩蕩的隊伍中間，很快站出來一個二十七歲的青年女子，她將統治中國數十年。
她就是慈禧，離開了山莊後再也沒有回來，不久又下了一道命令，說熱河避暑山莊已經幾十年不用，殿亭各宮多已傾圮，只是咸豐皇帝去時稍稍修治了一下，現在咸豐已逝，眾人已走，“所有熱河一切工程，著即停止。”
這個命令，與康熙不修長城的諭旨前後輝映。康熙的“長城”也終於傾坍了，荒草悽迷，暮鴉迴翔，舊牆斑駁，黴苔處處，而大門卻緊緊地關著。關住了那些宮殿房舍倒也罷了，還關住了那麼些蒼鬱的山，那麼些晶亮的水。在康熙看來，這兒就是他心目中的清代，但清代把它丟棄了，於是自己也就成了一個喪魂落魄的朝代。慈禧在北京修了一個頤和園，與避暑山莊對抗，塞外朔北的園林不會再有對抗的能力和興趣，它似乎已屬於另外一個時代。康熙連同他的園林一起失敗了，敗在一個沒有讀過什麼書，沒有建立過什麼功業的女人手裡。熱河的雄風早已吹散，清朝從此陰氣重重、劣跡斑斑。
當新的一個世紀來到的時候，一大群漢族知識分子向這個政權發出了毀滅性聲討，民族仇恨重新在心底燃起，三百年前抗清志士的事蹟重新被髮掘和播揚。避暑山莊，在這個時候是一個邪惡的象徵，老老實實躲在遠處，儘量不要叫人發現。
五
清朝滅亡後，社會震盪，世事忙亂，人們也沒有心思去品咂一下這次歷史變更的苦澀厚味，匆匆忙忙趕路去了。直到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大學者王國維先生在頤和園投水而死，才讓全國的有心人肅然沉思。
王國維先生的死因眾說紛紜，我們且不管它，只知道這位漢族文化大師拖著清代的一條辮，自盡在清代的皇家園林裡，遺囑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他不會不知道明末清初為漢族人是束髮還是留辮之爭曾發生過驚人的血案，他不會不知道劉宗周、黃宗羲、顧炎武這些大學者的慷慨行跡，他更不會不知道按照世界歷史的程序，社會鉅變乃屬必然，但是他還是死了。我贊成陳寅恪先生的說法，王國維先生並不死於政治鬥爭、人事糾葛，或僅僅為清廷盡忠，而是死於一種文化：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
王國維先生實在無法把自己為之而死的文化與清廷分割開來。在他的書架裡，《古今圖書整合》、《康熙字典》、《四庫全書》、《紅樓夢》、《桃花扇》、《長生殿》、乾嘉學派、納蘭性德等等都把兩者連在一起了，於是對他來說，衣冠舉止，生態心態，也莫不兩相混同。我們記得，在康熙手下，漢族高層知識分子經過劇烈的心理掙扎已開始與朝廷產生某種文化認同，沒有想到的是，當康熙的政治事業和軍事事業已經破敗之後，文化認同竟還未消散。為此，宏才博學的王國維先生要以生命來祭奠它。他沒有從心理掙扎中找到希望，死得可惜又死得必然。知識分子總是不同尋常，他們總要在政治軍事的折騰之後表現出長久的文化韌性，文化變成了生命，只有靠生命來擁抱文化了，別無他途；明末以後是這樣，清末以後也是這樣。但清末又是整個中國封建制度的末尾，因此王國維先生祭奠的該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清代只是他的落腳點。
王國維先生到頤和園這也還是第一次，是從一個同事處借了五元錢才去的。頤和園門票六角，死後口袋中尚餘四元四角，他去不了承德，也推不開山莊緊閉的大門。
今天，我面對著避暑山莊的清澈湖水，卻不能不想起王國維先生的面容和身影。我輕輕地嘆息一聲，一個風雲數百年的朝代，總是以一群強者英武的雄姿開頭，而打下最後一個句點的，卻常常是一些文質彬彬的悽怨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