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望川沉吟了兩秒鐘，堅定地點頭道：“有什麼不敢的！大不了坐牢嘛！就算我坐牢了，家裡面也有你和小妹，沒什麼好擔心的。”
許望秋聽到許望川說得慷慨激昂的，笑著安慰道：“賺錢方法有很多，比如搗騰電子錶，電子錶在香江那邊就兩三塊錢，如果打批發會更便宜，但在國內的話，賣個七八塊不成問題。我在香江那邊有認識的人，做這個生意不成問題。不過搗騰電子錶，有可能會被認為是投機倒把，我肯定不會讓你做這個。你是我哥，我不會讓你做有坐牢風險的事。組織演出就沒有這樣的風險，頂多被認為是違規，不會坐牢。”
許望秋說的是實話，走穴是整個八十年代整個中國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經濟現象。在80年代初，一些聰明的文化人看到演出有利可圖，就組織明星大腕兒到全國各地演出。起初，參加走穴的流行歌手，後來曲藝界，甚至演員都按耐不住，投身走穴大軍。在整個80年代，在文藝界走穴是正常的，不走穴才不正常。
走穴讓很多明星們迅速致富，成了整個中國社會的高收入階層，帶來的問題也不少，如演職員偷稅漏稅，穴頭索要高價、演出質量差等。在198年文化部專門出臺了相關政策，對走穴進行限制，但從來沒有聽過誰因為走穴而坐牢的。
如果真有坐牢的風險，那許望秋肯定不會讓許望川做的。
許望川知道許望秋腦子極為靈活，做事情也極為穩妥，既然他說沒有坐牢的風險，那肯定不會風險，就道：“既然不會坐牢，那沒什麼好猶豫的，你直接說怎麼幹吧！”
許望秋知道許望川因為當初朋友被捅死，性格沉穩了很多，但骨子裡還是沒變，還是敢闖敢冒險，正因為如此，他才會讓許望川做這件事，如果是張一謀那種性格，他提都不會提：“我是這麼想的，我們以秀影廠的名義搞演出，每年向秀影廠交一筆錢，十萬或者二十萬；如果秀影廠不行，就找其他單位。這事可以拉上米佳山，到時候分他一份好處就是了。”
許望川微微點頭，米佳山是紅二代，父親是前蓉城市高官，有他助陣這事要容易許多。
許望秋繼續道：“我是這麼想的，我們先搞個音樂會，作為練兵。這樣做有幾個好處，第一，搞了這次音樂會演出，整個演出的流程你就非常清楚了，等到單獨乾的時候，可以很快上手。第二，可以起廣告效應，像蓉城觀眾在看到演出的報道後，肯定也想看類似的演出，但他們沒有機會看，現在我們組織的演出來了，觀眾肯定蜂擁而至。第三，這場音樂會我們會推出一批新人和新歌，會將他們捧紅。這些人是我們捧紅的，以後我們邀請他們演出，他們肯定得給我們面子。那些沒有成名的演員更是會搶著參加我們的演出，因為我們可以拿出新歌來，我們可以將他們捧紅。就算其他人組織私人演出，在搶演員的時候，也一定搶不過我們！”
接下來，許望秋開始講自己對音樂會的構思，他的這個想法其實是源自於上一世的新星音樂會。1980年，隨著磚頭式錄音機和卡式歌曲磁帶的普及，人們已經慢慢接觸到了一些國外的流行音樂，和鄧麗君等一些歌手用別樣柔情的方式所演唱的歌曲。這給太多熱愛音樂的年輕人，帶來了無比新鮮的感覺。可大陸的流行音樂歌壇卻可以說是一片空白。剛剛復刊不久的北京晚報，頂著巨大的壓力，本著“推新人、推新歌”的宗旨，舉辦了新星音樂會。
1980年9月2日和24日，“新星音樂會”在首都體育館成功舉行。一批在當時還十分年輕的歌手，用他們美妙的歌聲，給中國歌壇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風，並從此唱響了一個新的時代。正是透過這次《新星音樂會》，使原本名不見經傳的朱明瑛、蘇小明、鄭緒嵐等人，一夜之間就紅遍大江南北。而他們所演唱的歌曲《軍港之夜》、《年輕的朋友來相會》等，也迅速成為當年最受歡迎的流行歌曲。新星音樂會起了一場席捲全國、影響深遠的流行音樂熱浪。國內音樂評論界認為，“新星音樂會”正式宣告了新中國流行音樂的誕生。
其實大規模走穴也是從新星音樂會開始的。在新星音樂會前，國內就有走穴了，但比較少見。在新星音樂會後，很多人看到音樂會帶來的轟動效應開始琢磨，既然報紙都可以組織這樣的演出，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搞呢？於是，轟轟烈烈的走穴浪潮就開始開了。
聽完許望秋的構思，許望川覺得這個想法簡直太好了。他最近看了很多演出，發現唱得好的演員很多，但這些人沒有自己的歌曲，也沒有什麼名氣。如果給他們幾首好歌，那這些人肯定會紅。不過這存在一個問題：“我們哪裡去找歌曲啊？”
許望秋輕笑道：“我們從歌舞團邀請作曲家寫一些，我也可以寫。你忘了我以前經常往川音跑，川音作曲系李勉教授被打成右/派，下放看大門。沒人敢接近他的，只有我經常跟他聊天。他看我對音樂有興趣，教了我很多音樂知識，寫歌對我來說並不是難事。”
許望川知道許望秋往川音跑這事，知道他平常喜歡哼點稀奇古怪的歌，只是沒想到他會寫歌：“既然你會寫，那事情就好辦了。那我直接回秀影廠，拉上老米山去找廠領導。”
許望秋擺手道：“音樂會不用找秀影廠，直接以北電的名義搞就是了。我去找謝非老師，這也算是對他的謝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