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場導演不管是夏布洛爾、波蘭斯基，還是特呂弗，以及貝託魯奇，都是遊走在商業和藝術兩界的導演，而且都大師級的。但把握商業和藝術平衡的度，對他們來說依然十分困難。就像許望秋說的那樣，這東西不像科學，是沒有標準的。要想拍出一部真正兼具商業和藝術的優秀作品是極其困難的。
特呂弗搖搖頭道：“我在出演《第三類接觸》的時候，敢斯皮爾伯格交流過這個問題。他給我將了一件事，科波拉的《教父》被認為是一部兼具商業和藝術的傑出作品。米高梅主席柯克克科裡安就問科波拉，你是怎麼做到的，要如何才能拍出藝術和商業雙贏的電影。科波拉的回覆特別簡單，靠賭博。我覺得他說得特別對，商業和藝術的平衡只能靠賭。”
波蘭斯基一直在商業和藝術之中游走，是在場導演商業和藝術平衡做得最好的，他對此的看法是：“不要說商業和藝術的平衡是賭博，拍電影本身都是一場賭博。我始終認為電影應該是給觀眾拍的，但觀眾是會變得，而且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觀眾口味也不同，要把握住非常困難。我的《水中刀》拍出來後，在波蘭是惡評如潮，但在美國卻被譽為藝術品。
要平衡商業和藝術比較穩妥的做法是拍型別片，在拍型別片的同時要敢於打破型別片的條條框框，在型別片的基礎上突破。我在拍《唐人街》的時候，劇本最初是的結局是壞人死好人活下來，但我覺得太俗套，據理力爭，說服了編劇，才有了現在的結局。受害者的伊芙琳在開車試圖帶著女兒逃跑時後腦勺被警察的亂槍打穿，傑克只能無助地站在一邊看著克洛斯帶走他不停尖叫的女兒兼外孫女。這一結局被《紐約時報》稱為美國電影史上不可複製的時刻之一。”
夏布洛爾非常認同波蘭斯基的觀點：“用作者手法拍型別片的好處特別明顯，就算電影的藝術性不高，由於有型別片這個框架在，電影不會走得太偏，底子還在。就算在藝術上不太成功，但至少在商業上不會太失敗。”
貝託魯奇的觀點則完全相反：“我覺得在藝術片中注入商業元素更好。我的《同流者》和《巴黎最後的探戈》都是在藝術片中注入商業元素，電影本身是有一點反故事的，但電影取得了成功。我認為對於創作來說，最重要的還是自我表達。我希望把我感受到的生活，以電影的方式展現出來。在電影中加入商業元素，能夠更好的將觀眾帶入電影中，從而讓他們真正理解我想表達的東西。”
特呂弗是新浪潮的主將，雖然現在他現在轉向商業，但本質上還是作者導演。在他看來電影最重要的還是自我表達。他現在的創作就是把商業電影的手法融入藝術創作中，這樣既能表現自身又能與觀眾達成交流，從而達到商業與藝術的平衡。所以，他毫不猶豫的把票投給了貝託魯奇。
許望秋覺得這兩種觀點或者說做法都是對的，這二者在本質上並沒有高下之分，只是路線的不同。不過他更傾向於波蘭斯基的觀點，覺得應該用作者電影的手法來拍型別片。從整個電影產業的發展來看，現在整個電影界最需要是能夠拍型別片的導演。
許望秋聽他們討論了一陣，開口道：“波蘭斯基先生，你們更擅長在型別片，喜歡在型別片中突破；特呂弗先生你們更喜歡個人表達，希望在電影中注入商業元素。為什麼大家不換一下？下一部電影，波蘭斯基先生，你們拍自我表達的電影；而特呂弗先生，你們則嘗試型別片，在型別片中嘗試加入商業元素。也許換一種方式來拍，能夠跳出原來的世界，看到不一樣的東西，從而在藝術上取得新的突破。”
在場眾導演聽到這話突然眼前一亮，都覺得這個建議有意思。
特呂弗笑容滿面地道：“這個想法好極了。雷諾阿有句名言，導演一生只拍一部電影，他所有的作品只是對處/女作的模仿和改良。這個觀點當然有些偏頗，但也說明了一個問題，就是創作模式化。我們總是按照自己熟悉或者舒服的方式來拍電影，但這樣一來，我們的視野和思路就被限制住了。如果我們能夠跳出來，也許能發現很多不同的東西。”
貝託魯奇哈哈笑道：“這個想法真的很有趣，那我下一部電影就拍型別片。”
波蘭斯基笑著道：“那我接下來就拍一部更在自我表達中注入商業元素的藝術片。”
夏布洛爾打量著許望秋，笑吟吟地道：“難怪你在《鋤奸》和《獵鷹》中能夠有那麼的創新和突破，果然是一個很有想法的人。”
許望秋謙虛地道：“我就隨便那麼一說。”
這時特呂弗站了起來：“我還有一個建議，既然大家都要換一種方式來拍電影，那麼為什麼大家不拍同一個題材呢？等電影拍完，讓沙龍成員投票，選出一部最佳影片來。贏家嘛！”他想了想，笑道：“請我們大家喝一杯。”
眾人聞言不禁齊聲叫好，都覺得特呂弗的這個建議非常有趣。
特呂弗的提議讓許望秋想起了《愛神》、《巴黎，我愛你》，這兩部電影都是由幾個導演拍攝的短片構成。於是，他建議道：“既然要比，電影題材應該是大家都不擅長，甚至是沒有拍過的，不然對其他人不公平。比如貝託魯奇先生是共產黨員，他的電影總是離不開革命和變革，那我們肯定不能拍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