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望秋說了兩句客套話，盯著胡清明那雙兇悍的小眼睛，平靜地道：“胡副部長點了《鋤奸》的名，還送了我們兩頂大帽子，一頂是反現實主義；一頂是歪曲地下黨形象。我年紀小不懂事，肩膀稚嫩，受不住這兩頂大帽子啊！”
魔影廠的人都非常吃驚，心想許望秋真是好大的膽子啊，竟然敢胡部長這麼說話！
許望秋繼續道：“什麼是現實主義？現實主義是來自於真實生活，不是憑空捏造。《鋤奸》的原型是特科剷除叛徒白鑫，故事中犧牲的隊員也大多有原型。既然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和事件都有真實依據，憑什麼說《鋤奸》反現實主義？”
說到這裡，許望秋掃了一眼全場，見眾人都微微點頭，便繼續往下講：“再說歪曲地下黨形象。請問我們什麼地方歪曲地下黨形象了？在《鋤奸》中，鋤奸小隊落入敵人的圈套，大部分隊員都戰死了，只剩下段海平他們三個人。在如此艱難的情況下，他們依然不顧犧牲，堅決剷除叛徒，最後只有段海平活下來。電影裡的地下黨捨生忘死，為革命前赴後繼，請問我們哪裡歪曲地下黨形象了？再說叛徒，我們有美化叛徒嗎？沒有吧！我就不明白，明明是一部頌揚地下黨為革命捨生忘死的電影，怎麼就扯到歪曲地下黨形象了呢？”
胡清明冷冷地道：“你剛才說故事原型是特科鋤奸，但在《鋤奸》的故事裡，南江省省委機關被敵人搗毀，鋤奸小隊全部犧牲，只剩下段海平活了下來。我們的地下黨就這麼無能嗎？這難道不是對特科和地下黨的最大抹黑嗎？”
在這個時代這樣的事很多，比如北影廠重拍《南征北戰》，有一次拍戰鬥中的戰士，為了增加戰鬥氣氛，導演成蔭給兩個戰士臉上塗了點黑色油彩，結果被指責為“肆意歪曲我軍英雄形象”。再比如中國和加拿大聯合拍攝《白求恩》時，外國導演覺得八路軍臉上太乾淨，往戰士臉上抹了點土。中方導演一看，馬上把土給擦了，說八路軍怎麼能髒兮兮的呢！
眼前這位差不多也是這個邏輯，地下黨怎麼能犧牲呢？《鋤奸》竟然讓地下黨犧牲這麼多人，就是在歪曲地下黨形象啊！
這種創作思維主導了中國影視很多年，導致主旋律電影的主角都高大全，沒有任何缺點，身上全是優點，跟聖人似的。由於人物和故事過於虛假，過於脫離實際，觀眾根本不愛看，以至於絕大部分觀眾一聽主旋律就擺手。
這也讓很多電影人產生了誤解，以為觀眾不愛看主旋律。陳可欣的《投名狀》跟《集結號》打擂臺的時候，就覺得一部拍解放軍的電影，老百姓怎麼會認呢？結果巨星雲集的《投名狀》被《集結號》打得滿地找牙。後來的《戰狼》、《紅海行動》等電影都證明，觀眾是認主旋律的，關鍵是你要拍得好看。
許望秋無法理解胡清明的創作思維，忍不住道：“1934年12月6日早晨，在叛徒張阿四的引領下，特科行動科負責人鄺惠安被捕。幾乎在同時，特科行動科的孟華庭、趙軒等人均遭到逮捕。到傍晚，30名特科隊員全部被捕。1935年2月春節前夕，鄺惠安、孟華庭、趙軒、陳杰明4位烈士被執行絞刑，其餘的不是重刑就是叛變。再說北平特科，1934年11月， 11月7日，北平特科的20名成員全部被捕，整個北平特科完全被敵人摧毀。我們電影中鋤奸小隊隊員大部分戰死，如果這叫不真實，那請問胡部長什麼叫真實？如果我們把敵人拍成傻子，拍成白痴，那前輩們犧牲的算什麼？是被傻子打死的嗎？”
許望秋指著頭頂，大聲道：“你敢摸著自己的良心，敢對著天上的烈士說這話嗎？”
魔影廠都被許望秋驚著了，心想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這根本不是對話，是在質問啊！
張克不可能自己的學生承受一切：“我就是地下黨，蹲過國民黨監獄，在監獄中看到過我們的同志被敵人帶出去槍殺。我絕對不會歪曲地下黨形象，更不會歪曲死去戰友的形象！在我看來，如果把地下工作拍成過家家，把地下工作說得很容易，把地下黨拍成打不死的金剛，那才是對地下工作的最大歪曲。”
謝非是紅二代，並不怕事，又是《鋤奸》的聯合導演，也忍不住開口了：“把敵人拍成傻子，把地下黨拍成戰無不勝，我們的後輩會怎麼想？他們以為敵人是傻子，革命跟玩鬧似的，輕鬆就成功了。我們給年輕人講國旗是烈士的鮮血染紅的，那他們如何能夠理解這句話？又怎麼能理解前輩作出的巨大犧牲？這才是對先烈們的褻瀆，對地下黨形象的最大歪曲！”
魔影廠的人目瞪口呆地地看著眼前這一幕，心想北電的老師和學生很厲害啊，面對胡部長毫無懼色，還說得特別有道理。
張克毫不客氣地道：“今天我把話放在這裡，如果我們的電影真有問題，那我無話可說，但要是給我們扣反現實主義、抹黑地下黨形象這種帽子，我絕對不會認！這官司就是打到中央，打到最高首長那裡，我也絕對不會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