吩咐之後，鍾惦非拿起許望秋的文章，仔仔細細地讀起來。許望秋的文章叫《論現代電影語言的中國化》，這一次許望秋在開篇就把太祖的觀點亮了出來，指出文藝應該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而電影作為文藝的一種，也應該如此。
在亮出這個觀點後，許望秋提出電影作為文化產品，滿足群眾娛樂需要的產品應該佔主流，應該佔整個市場的90%以上；而追求藝術性、追求思想深度的藝術電影比例應該在10%以下。只有把比例控制在這個範圍內，整個電影市場才是健康的，整個產業才能穩步發展。如果艱澀、難懂的藝術片成為市場主流，觀眾看不懂這些電影，那麼他們就會放棄看電影，選擇其他的娛樂方式。如此一來，整個電影產業就會陷入困境。
與此同時，許望秋也在看其他人的文章。鍾惦非對許望秋說，他文章在《電影藝術參考資料》發表後，在電影界引起了很大反響，有支援的，也有反對的。但鍾惦非有一點沒有說，支援的非常少，絕大多數都是持反對意見的。
反對的理由各不相同，好萊塢是資本主義、江卿支援、缺乏藝術性等等。這些人都傾向性歐美電影，認為中國電影應該向新現實主義、新浪潮學習，甚至有部分人不但反對電影公式化和套路化，而且旗幟鮮明地反對戲劇性、反對情節性和故事性。他們認為電影完全可以沒有戲劇性、人物、矛盾衝突，電影本體的造型等功能足以支撐一部電影。
看著這一篇篇文章，許望秋的心沉到了谷底，歷史並沒有因為自己的出現而改變走向，反戲劇化、反故事的思潮非但沒有得到壓制，反而提前來了。
許望秋知道在這樣的綱領指導下，電影圈對好萊塢是談虎色變，會唾棄商業電影。如果一個導演票房好不但不會受到追捧，反而會被評論界唾棄，甚至連導演自己都覺得低人一等。
導演張華勳連續拍出《神秘的大佛》和《武林志》兩部賣座電影，其中《武林志》觀影人次高達5億，但張華勳收到的卻是大面積的罵聲，最終他放棄了動作片，連金庸請他拍《書劍恩仇錄》，都毫不猶豫的拒絕了，轉向了偏文藝的片子。
導演李少虹因為北影廠讓她拍商業片，委屈得直哭。田壯壯勸她說：“你拍吧，最起碼你能得到機會，證明你是可以的，等得到認可就可以拍自己想要拍的。”最終李少虹哭著拍完了《銀蛇謀殺案》。儘管這部電影大獲成功，成為當年最賣座的電影之一，但成名後的李少虹沒有堅持《銀蛇謀殺案》的路線，而是迅速轉向藝術片。
在這種思潮的主導下，中國電影界出現了極為奇怪的現象，反故事的藝術片票房慘敗，卻讚譽無數；而商業電影票房大賣，觀眾如潮，但主創人員卻不以為榮、反以為恥。在這種思潮的主導下，有能力的導演不願意拍商業片；而沒能力的導演想拍又拍不好。
於是，整個電影市場幾乎找不到合格的商業電影，而觀眾紛紛逃離電影院。到了90年代後期中國電影產業徹底崩盤，徹底陷入谷底。
作為東影子弟，電影系統在90年代的悲慘境遇讓許望秋刻骨銘心。即使穿越了，即使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他也不會忘記那個冬天，他和妹妹凍得瑟瑟發抖；就在那個冬天妹妹死在了電影廠家屬樓的強拆中。因為這件事，許望秋至今都無法原諒自己。
作為穿越者，許望秋有多選擇，有很多路可以走，但最終還是選擇了電影，除了本身熱愛電影之外，最重要的是他希望改寫歷史讓妹妹活下來，讓父母不再孤零零地過晚年。當然如果能讓整個電影系統都過得好一些，他也是非常願意的。
不過許望秋不敢說要拯救中國電影這種話，不是他不願意，而是這件事難如登天。中國電影在90年代陷入困境原因非常複雜，主要有四個方面，電視和VCD的衝擊；改革配套措施沒有跟上；文化系統和廣電系統的矛盾；以及評論界對商業電影的排斥。
電視和VCD對電影的衝擊是歷史潮流，是誰也改變不了的；改革的配套措施沒有跟上，這是政策問題，許望秋如何有能力改變；而文化系統和廣電系統的矛盾是政府部門的問題，許望秋又如何能化解。唯一有可能改變的是，電影界對商業電影的排斥態度
許望秋希望用自己的言行去影響張一謀他們，讓他們不要走上輕故事的老路；希望用自己的文章和作品去影響整個電影界，保住中國電影保持講故事的傳統；這也是他寫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可萬萬沒想到他非但沒有改變這一切，反而讓災難提前了。
一股巨大的無力感在許望秋心頭騰起，像一塊石子卡在肺管上，讓他喘不過氣來。
許望秋切實感受到了個人在潮流面前的無力，但他也清楚其實還是自己太弱，如果自己足夠強大，如果自己能一呼百應，也許情況就不同了。
許望秋右手緊緊攥住椅子把手，就像溺水的人想要抓住一根救命的樹枝，他真的不甘心，非常非常不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