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１５日,下午六點多我們一家三口到山東青島某學院為孩子報到。一進校園大門，只見王喜樂與幾個學生打起了招呼。在辦手學手續時，我問他怎麼會認識那些人，他說在開學前已把這所學校自己帶過的電競夥伴聯絡了一下，有不少人呢，大家正在謀化著怎樣聚聚。
我們原本計劃與孩子在青島待兩星期，想讓其即將開始的大學生活不那麼孤單，沒想到，剛到學校的那個下午，他就與幾個打遊戲戰友小聚了一下，使我深感網路力量的巨大。
想想王喜樂他們三年的高中生活，學校、老師、家長形成的統一戰線，與學生群體因手機問題不知出現過多少激烈的戰鬥。而現在我看到一部手機，就能把那些遙遠、陌生且熟悉的戰友聚集到一起來方便自己，這一下讓我覺得，對學生拿手機的批判不能只限於分析對學習產生影響的這一方面，如果只舉出有意挑選出來的事實來回答問題，這對解決問題是遠遠不夠的，甚至會起相反的作用。因為這樣做會鼓勵人們有意的把別的方面的事實省略掉，以致越來越極端，最把教育者完全變成獨裁者。
不管怎麼說，資本社會的發展只會把這種或那種型別的發展因素有可能無窮複雜地結合在一起，只有不可救要的書呆子才會單單引證某一方面的事實，來強行解決當前發生的獨特而複雜的問題。就像我所參加的王喜樂因手機問題與學校發生的爭鬥。我們老用一種田園牧歌般的小農思維，來要求後工業時代的複雜多變，使得學校、老師、家長，面對學生髮展教育問題，慪氣的時候越來越多。網路時代了，教育更需要與時俱進，更需要實踐多元化區段化的平衡。
在青島待到第十天，那天我打電話強行把王喜樂叫了過來，一家三口吃了一頓大餐，也是這些天來第三次與孩子在一起吃飯。
在這個學校裡，王喜樂因電競而相識的團隊有近二十人，這幾天學校與他們一直都有各自不同的活動按排。我看王喜樂一點孤單的感都沒有，於是原本至少兩個星期的行程就大大縮短了。
回到吉蘭太生活依舊按正常節奏轉動。轉眼到了１1月，從這個月開始王喜樂將代表系裡參加學校的辯論比賽，整個過程他不斷打電話告訴我們比賽迅息。那天，半決賽上他們的隊伍折戟沉沙，王喜樂打電話來說什麼評委老師有偏心的傾向等言論，我立即嚴肅的批評了他。
“當比賽進入勢均力敵階段，比賽隊員的肢體語言、事例引用、眼神等非比賽因素都會引起裁判心理的微妙變化，使之出現一些有傾向的判罰。一般人面對這種情況，都會說裁判偏心甚至黑哨，其實不是的。
心有所往是人之常情。勢均力敵，誰嬴誰輸都很正常，勝負往往取決於最後幾秒某個細節處理的是否合適。”我說。
“我就是想不通。大學老師應該做到公平公正才對。最後對手都卡殼了還判他們嬴！？”兒子說。
“想不通就慢慢想，這裡的玄機大了。一旦你想通了，人生的路也就順了。”我說。
“噢，我再多想想。”兒子說。
“這段時間你盡說比賽的事了，你學習怎麼樣，將來專科轉本科的考試能不能透過？”我說。
“比我強的人有點多，學習壓力很大，我會盡力去做。”兒子說。
一說到學業方面的事，王喜樂原有的那種機靈勁一下消失了，不過我也慣了。與往常一樣，在積極鼓勵的同時也要指出問題，希望他能做好自己能夠做好的事情，除了學習當然也包括電子競技水平方面。
普普通通的日子過的很快。不覺中已到了２０１６年的４月中旬，這是王喜樂大一的第二學期。那天早上八點多王喜樂打電話過來，他以極複雜的心情告訴了我一件事。簡單地說事情是這樣的：那天早上全校跑早操，突然有一個其它系的女同學跌倒了，手腳亂踢，不省人事。當時，在場的學生都嚇壞了，在場的老師也不敢靠近。最後，是王喜樂跑過去給１２０打了急救電話，然後又給政教主任打電話。待做完這些事後，我競然發現滿操場跑早操的人都站那看我。過了一會政教老師才趕過來，又過了好一會救護車才趕到，前後竟用去一個多小時，後來這個女同學沒有救過來。
這是王喜樂第一次親身處置社會突發事件，讓他從不同角度對社會的人情世故有了更具體的感知，因此，事後自己寫了一篇文章被很多同學轉發，產生了影響。
到了六月底，王喜樂專科轉本科的考試沒有進入前幾名的範圍，面對失敗很沮喪。那天，他對我說上次在學校所經歷的救人件事對自己影響很大，他反省了了一下近一年來，自己所到過的同層次學校的師生，大家在性格上好象都有種怪怪的味道。雖然自己專科轉本科沒有成功，但成績還是比較靠前的，達到了進入山東大學繼續教育學院自考本科序列的資格，他想換換環境，到山東大學去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