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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漫記 (1 / 4)

一位作家朋友曾對我說:“寫文章的人一個勁的追求‘知名度’,這是很傻的。知名度遠趕不上‘知容度’。‘知容度高’才能走遍天下。”對這番話的正確性我從未懷疑過,但對它真正有深切體會,是這次去巴黎。我去巴黎和嶽華同行。辦理機票時,航空公司的小姐一見手執機票的是“大醉俠”,真是眉飛色舞,滿面春風,和言細語,有求必應。笑嘻嘻地在機票上籤了兩個座位。不偏不斜恰好是機艙緊急出口處的第一排,而前一條通道,可以伸開腿睡覺,站起身伸懶腰,萬一出了什麼事故,跳傘也比別人搶先,比起兩個月前去美國,真是不可同日而語。那次是十四位作家,什麼張潔、李存葆、祖慰都是滿有度數的名家,上了飛機老老實實和我一塊擠在又窄又悶的座位上。隔壁一位日本女士,帶了位不滿一歲的小朋友。那小朋友將來肯定會成為男高音歌手的。哭起來嗓門又大,氣力又足,從太平洋西岸一直哭過東岸。耳朵聽著這哭聲,兩條腿重如千斤,直挺挺支在地上,睡又睡不著,站又站不起,真叫受罪。後來張潔實在受不了,去求空中小姐給她換個位置。那是新加坡飛機,空中小姐叫她講華語,又是女性,這才動了惻隱之心,為她換了個離哭聲遠些的座位。根本沒問她會不會寫小說。

這次的旅行還有一個優越處:法航飛機上的酒好,而且滿足供應。什麼時候要什麼時候有。喝了甘醇的葡萄酒,伸開腿閉上眼,一路上騰雲架霧,就有點半仙之體了。當然,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也正因為便宜酒喝多了些,飛機停在孟買時,糊里糊塗隨人群走下飛機去轉了一圈。看到商店裡有檀香木雕的佛像,頗為精緻,就買了一尊。第二天醒來再開啟看,發現竟是一對印度青年在擁抱,春色濃豔,毫無四大皆空的神色!就在這驚訝與懊悔間到了巴黎。

到巴黎是凌晨。出門的人很多,我和嶽華分別排在兩行。我這一行進展較快,邊防人員看看護照,衝我笑了笑,說了句法國話。我衝他笑笑,說了中國話。他蓋了個章我就出來了。他說的什麼我一點不懂,我說的估計他也未必懂。恰好我身後走著的也是幾個中國人,我便問他們:“則才那法國人對我說什麼?”他們熱心地向我解釋,為我翻譯,但他們的話並不比法國話更好懂。我費了半天勁,只分辨出他們講的是溫州話,話的內容還是不明白。

出了關,我就站在大廳裡等嶽華。他那條隊排得很長。等他出來,已沒有多少人了。我問他:“現在上哪兒去?”

他說:“哪兒也不去,等朋斯先生來接我們。”

我問:“你和朋斯先生很熟?”

他說:“沒見過,不過不要緊,中國人總會互相認出來。”

我這才知道朋斯先生是中國人,而且他也沒見過。

我們的飛機提前到達了,天還剛拂曉,巴黎人大半此時還在睡覺。我百無聊賴地站在大廳看人、看狗——一個法國人運了一箱大小七條狗,狗長得都不像狗樣兒,方腦袋、圓腦袋、三角腦袋。身上的毛剪成各種形狀,染成各種顏色,有點像我在美國和日本看到的應克頭髮。遠看巴黎的交通圖,因為不認識法文,越看越亂。正這時有人用甜甜脆脆的上海話打招呼:“儂阿是嶽華先生?電影上見到過的,還是格漂亮來……”原來朋斯先生和太太到了。

朋斯先生中等個兒,戴一副近視鏡,滿臉是厚道祥和的笑容!我一見他就想起狄更斯筆下的皮克·威克先生!朋斯太太聰明、漂亮。先生不大說話,只是笑著點頭、握手、搶行李。太太一直嘴不停地寒暄、問好,道歉晚來一步,說一口地道的上海問話,不大地道的香港白話,有時夾一兩句我聽不出地道還是不地道的英語或法語,總之我們在一片友好熱誠的氣氛中被送上汽車,朋斯先生駕車拉我們直奔往巴黎。

我對巴黎的第一眼印象就很好。不是因為它的建築壯觀和市面的繁華,是因為它實在清靜。八月份,巴黎大部分人都去南方洗海水浴曬太陽去了。又是清晨,街上看不見人,偶然過一兩輛車,也是懶洋洋的。在北京擁擠慣了又到香港更加擁擠的過了幾天,一到巴黎馬上覺得格外的清靜、安靜、整潔、從容,遠遠看見了鐵塔,從凱旋門近處轉了個彎,埃菲爾鐵塔和凱旋門也睡意蒙矓。

朋斯先生把我們送到雨果廣場附近一個僻靜街上,這街上接連有幾家三星的旅館,我們住進挨近廣場的一家。三層小樓,房間不大,桌布和傢俱的顏色有點俗氣,令人想到左拉筆下寫過的巴黎小旅館。我估計這旅館年齡也決不會比左拉小。洗過臉後,朋斯先生請我們去飲咖啡。他領我們走出旅館,轉進一條街,來到直通凱旋門的一條街上,伸手掏鑰匙,開啟一間咖啡店的門,屋裡空無一人,所有的椅子都四腿朝天放在桌上。朋斯太太回身把門關上,朋斯先生放下幾張椅子請我們坐下,他就到櫃檯後邊自己動手煮咖啡。我問朋斯太太:“怎麼店裡沒有人?”她說:“他們全休假去了。我們是店主的朋友,有一把鑰匙,要喝咖啡就自己開啟門來煮,喝完鎖上門走人。”

喝咖啡中間聽嶽華和朋斯先生談話,才知道朋斯先生早年在上海和香港的電影圈,是頗有修養和名氣的攝影師,後來洗手不幹,來巴黎開飯店開酒吧和咖啡廳,再後來則也不開飯館也不開酒吧了,並且把咖啡廳也賣了出去,這間咖啡廳就是他賣出去的,買主也是朋友,所以保留了開門自煮咖啡的權利。這次來巴黎拍片,翰祥約他當臨時攝影師。朋斯先生重友情,大概也留戀他的老行當,欣然答允,重作馮婦,只是說:“我沒得機器!”

嶽華說:“我們去租。”

朋斯說:“八月份,統一休假了,租不到。”

嶽華說:“租個工作用電視視攝像機也可以的。”

朋斯:“沒有玩過那個東西,怕玩六靈光。”

他們約好睡一覺後去租機器,朋斯先生就鎖上咖啡廳的門送我們回旅館。他有一輛很新的雷諾車,車身可以升高。朋斯先生表演很好,住巴黎多年,除去那輛車完全法國味,他二位身上法國味很少,上海味十足:朋斯太太隨身總帶個小錄音機,錄音機裡反覆放《蘇三起解》。我問:“誰唱的?”她說她自己唱的。她是巴黎票房的票友。我問她有小孩子沒有?朋斯先生悲痛地說:“我們的孩子上個月死了……”我抱歉說:“對不起,我不該這麼問。”朋斯先生從上衣口袋掏出一張照片說:“這就是我們孩子的照片,滿漂亮吧。”

我鄭重地接過來看,照片上是一支小狗,滿漂亮的小狗,但看不出公母。我想先生改叫作他的兒子,大概是公狗。同時我也為朋斯夫婦感到一點安慰,這樣的兒子我相信還可以再找到一個,不致使兩個善良的人成為絕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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