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沒想到在作品風格、氣質上去模仿或學習孫犁同志。此屬天性，是學也學不來的。但在文字使用上力求嚴謹、簡練、乾淨、準確，我確暗以孫犁同志為師。
朋友對我的勸告，當時沒起作用。因為沒過幾年，反右運動一來，我被認為思想上已達到“資產階級右派”水平，“小資情調”根本不值一提了。所以，我在勞動改造時，箱中仍藏著那本《採蒲臺》，有機會就拿出來翻翻。一直翻到“*****”，翻到“***”倒臺，翻到***領導改革開放，翻到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今天，社會上、文壇上一致肯定孫犁，連攻擊過、反對過、批判過、嘲諷過孫犁及其作品的人都改口稱讚時，我才悟到孫犁堅持按自己的人生觀作人，按自己的文學觀作文，要有多大勇氣，要有多高涵養。只要合上書閉眼想一下：以孫犁同志的文字功底，生活素材，要寫兩部被炒紅、作者又出風頭的作品並不困難，可是他沒寫。以他老三八式的革命資歷，魯藝教員的資格，建國後混一官半職也是合情合理，可他沒進官場。不當紅星，不入仕途也罷了，晚年以其文學成就，革命資歷，社會名望，做名副其實的文壇名流，在某些社會活動中亮相該是順理成章的吧，他卻婉拒謝絕，退避三舍，靜悄悄地躲在他芸齋窗下寫他的隨筆短論。我沒見他寫過鼓吹淡泊名利，淡泊人生的文章。但他事實上畫出了一幅忠實於自己人生觀、文學觀的當代革命士人的標準像。細看這幅像才發現，一個不吹不擂，不爭不喊，靜心為文，默默奉獻的人，要比另一類人勇敢，堅強，有毅力，還要比他們更有本事。
孫犁同志對年輕學子的關心與愛護，韓映山、劉紹棠等文友的文章和談話中有更豐富而親切的描述，我沒有多少話講。我感激孫犁師長關心過我的作品，並寫文章鼓勵的往事。也曾暗地以他的文章為範本，在寫作語言上作過點磨鍊。但從不敢承認有做他學生的資格。我只能承認自己是他們那個文學時代的受益者和追隨者。那是個將傳統中國文人品質與現代革命精神結合的時代。他們本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精神，以筆代槍走上抗日戰場；他們懷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心情，為新中國建國或歌唱或呼喊；他們把寫作視為革命手段，但並不壓制自己的文學個性。他們自覺改造世界觀人生觀，恰恰因此而對真、善、美有更真誠的熱愛。他們有得意的時候，越是得意之時越看到自己的不足處，從不得意忘形。他們有很多被曲解受委屈的時候。越是這種時候他們越顧大局、識大體，堅信“退一步海闊天空”。
中國好文人很多，好人型別也不止一種。孫犁師長只是其中一類，是這一類的典型。我敬愛這一型別，敬愛孫犁師長。為他的離去深深哀痛。像這樣的文人太少了。
長存人間光未然
去年我寫了段“會餘雜談”，說老作家們來開第六次作家代表大會多帶有“告別”心態。文章剛發表，就傳來張光年先生謝世的訊息。作家協會召開“光年同志追思會”，我回憶起一些往事。
我12歲參加抗日軍隊，學會兩首軍歌，一首是“三國戰將勇，首推趙子龍，長坂坡前逞英雄”，另一首就是“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老兵唱一句我學一句，既不知歌名叫啥更不知作者為誰。過了兩年，新四軍文工團需要演小孩的演員，見我能說國語臉皮也厚，調我進了文工團，這才知道“三國戰將勇，首推趙子龍”是北洋軍閥時代的軍歌，早已過時不唱了。而“風在吼，馬在叫”則是革命歌曲經典節目《黃河大合唱》中的一段，日本投降後，為接待馬歇爾、周恩來、張治中三人領導的“和平執行小組”，我們又重新排演了《黃河大合唱》，“光未然”三字深深印進我的心中，並奇怪地想：寫出這麼震撼人心的作品還叫“光未燃(然”，怎樣才算“燃”？
新中國成立不久，我參加“中央西南民族訪問團”去大涼山，在西昌小市上收集到一隻彝族特有的工藝品——鷹爪杯。用鷹的腿、爪和腹皮做成高腳杯，以生漆刷成紅、黃、黑三色。彝族朋友說這杯很貴重，我無意間得了件珍寶。北京同來的人中有一位音樂家杜矢甲，曾在延安魯藝任教員，我唱過他寫的歌“什麼花開放朝太陽？”此人資格老卻沒有架子，跟我相處很好。我買回鷹爪杯時他看了一下，沒說什麼。訪問團工作結束，回到北京，他對我說：“把鷹爪杯原價賣給我吧。你拿它沒用，我卻十分需要。”我說：“這是可遇不可求的文物，我很喜歡。你有什麼特殊需要？”他說：“我要去看個人，想找件有民族特色東西送他作紀念，一直沒找到。只能求你割愛。”我問：“你要去看誰，如此令你敬重？”他嚴肅地說：“光未然！”
沒想到對我無限遙遠的一顆明星，被他一句話就拉近到了身邊。我二話沒說，把鷹爪杯交給了他，並拒絕他回報任何東西。他只好說：“那就算咱倆人送的好了。”
此事過去也就忘了。過了兩年，工作變化調整住房，我搬到了北京鐵獅子衚衕三號。這裡是周邊四合院圍著中間一棟洋房。洋房中住的有曹禺、沙可夫；南北平房中也住有歐陽予倩和賀敬之。洋房大屋夾縫中的簡陋小屋，就住著幾個文藝圈的無名小輩。初來乍到，另外幾處房住的是誰就不大清楚。有天晚飯後，隔壁一個小夥伴來問我：“你會不會打撲克？黃葉綠同志找人打撲克，缺一個人。”我說：“黃葉綠是誰？”他說：“見面就認識了，你在院裡見過。”我就隨他去了院子東北角的堂屋，一見黃葉綠果然面熟。在參觀她家書房時，我忽然發現那隻鷹爪杯就擺在櫃子上！我問道：“這杯您是從哪裡得到的？”她說：“是杜矢甲送給光年的。”領我來的小夥伴這時才說：“你還不知道葉綠是張光年同志的愛人呀？那你總該知道張光年就是光未然吧！”
張光年就是光未然！我剛才還真沒轉過這個彎來。經此一提，才明白我正坐在他家裡。
玩了幾圈牌，光年回來了，才知道我天天都在院中碰面，穿一身粗呢中山裝，戴頂幹部帽，走路子穩，說話很慢，40來歲的這位中年人就是張光年，也就是我景仰多年的光未然。
借了鷹爪杯的緣分，從此開始與光年半個多世紀的聯絡。奇怪的是，幾十年來我始終未能把跟前的張光年和心中的光未然合成一體。一位是熱情，敏捷，是易於親近的浪漫詩人；一位是作風嚴謹，深沉，有政治修養的文化官員。對前者崇敬，親切，感情上有呼應；對後者尊重，信服，卻隱隱有一點間距。
1957年，我被劃為“右派分子”，斷絕了與多數朋友的往來，當然也不和光年接觸。“*****”中，作家協會已被紅衛兵沖垮砸爛，其領導成員都被定為黑幫黑筆桿子。我在外地勞動，聽說老師張天翼也被打成了反革命。我放心不下，回到北京後冒著危險，混在看大字報的“革命群眾”中擠進作協大樓探聽訊息。一進門就碰到幾個紅衛兵手執皮帶，監督幾個帶著白色袖標的老年人在勞動。最前邊張光年和張天翼抬著張大辦公桌正往門外走。我脫口“啊”了一聲。他兩人一看是我，忙用眼睛示意叫我不要跟他們打招呼。然後，又故意裝作沒看見我。疾走出大門。我與他倆擦身而過，只好嘆口氣去看貼滿牆的大字報。其中有好多就是“揭發深挖反革命黑幫頭目張光年”的“反黨罪行”。從這裡知道張光年曾為文藝界一些人和事說過公道話，甚至為某些人物和事件去奔走求助。看過大字報也就會想到：在作家協會主持日常工作併兼文藝報的主編，天天處理具體的、麻煩的、並牽扯到一些人切身利益的事務，能不得罪人嗎？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十件事中處理錯一件只佔他工作量的十分之一，而對當事人而言其傷害就是百分之百，並由此結下仇怨。更何況有的事雖由他出面處理，實際上是他在遵守“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原則。看來紅衛兵“揭發罪行”也起到點好作用，就是使人增加了對官場人員的瞭解與同情。
“***”垮臺，***領導撥亂反正，文壇再現生機。一批1957年被打下文壇的作家又成了出土文物，成為“重放的鮮花”，張光年是起了不小作用的。分久必合，我又被調到光年麾下工作。經過幾十年磨難，間距似乎消失了。他以前和小輩之間只談工作，我們在他家打牌。他也從不參與。這次重聚，他有時竟談起私房話來。有一天我搭他的車從作協回家，在車上閒談時，從我的《煙壺》談起，他說他以前對逛小攤，收古董也很有癮頭，50年代常到琉璃廠去以“撿漏”陶冶性情。不然杜矢甲也不會把鷹爪杯從我手中要來送給他了。我問他那隻鷹爪杯還儲存著嗎？他笑道：“這真是緣分，“*****”紅衛兵抄家，把所有書畫、文物，不管真的假的，一律沒收抄走。搬不走就當場砸爛燒燬。只留下兩件東西沒有動。一件是個古瓷畫缸。當時我故意用它裝了水，他們以為是小水缸，留下了。其實這倒是很有價值的一件。再一件就是那個鷹爪杯，當時扔在牆角里，滿都是土，他們用手摸摸說是‘牛皮做的！’就扔了，結果保留了下來。等一會兒到我家下車看看再走吧，也算紀念。”
30年前我是他鐵獅子衚衕那個家的常客，30年來他忽而被重用，忽而被打倒，一會兒住北京幹部宿舍，一會兒發配到外省幹校去勞動改造。今天他家不知變成了什麼樣？哪知我到他新家一看，竟然還是那副簡樸的格局。書畫擺設反比當年還少了。因為被紅衛兵抄走後沒退回來。惟一比當年多出的一件“現代化”產品是臺黑白電視機。
不久，應日本友人之邀，光年當團長，帶作家代表訪問日本。我當時正負責作協對外聯絡工作，和他商量出訪日程時，便對他說：“您那個黑白電視機太落後了。這回帶個彩色的回來吧。那邊彩電質量好，價錢低，不像咱們要購物票，咱們出國人員都有一個指標。”
他卻苦笑著低聲對我說：“人家票是不要，可錢還是要的喲。我哪有這麼多外匯買彩電呀！”
他見我似乎不信，便解釋說：“我寫作旺盛期，正在抗戰，沒有稿費可拿，現在有稿費拿。我沒時間寫作了。就靠這點工資生活，哪裡有錢買彩電？”
我聽了真的很震動。一位國內外知名的詩人，中國作家協會的領導人，唱了半個多世紀唱遍國內外，今後還要繼續唱下去《黃河大合唱》的作者，竟然連買個彩色電視機的財力都沒有。但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90年代，光年才算完全從繁瑣的行政事務中撤到二線，操勞奔波半個多世紀，得到安心寫作機會，已年過80。因此，在一年前連續接到光年託人送來他簽名的新作《語體翻譯本》和厚厚兩冊《日記選編入令我欽佩不已。連夜給他寫了封感謝信連同我的兩本著作叫作協轉交給他。相識半個多世紀這是我第一次寫信給他。
去年底中國作協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來與大家合影時，恰好光年與我的座位捱得最近。我伸過手去與他握手，見他雖身體清瘦，但精神抖擻。我說：“您看起來身體很好！”他苦笑著小聲說：“癌，又有新的發現。”
我震驚得一臉茫然，不知說什麼好，他反倒安慰我說：“暫時還沒什麼，不必擔心。”
會開完我就到香港。沒出十天，就看到了他西行的訊息。
張光年同志走了。但詩人光未然，在《黃河大合唱》的旋律伴奏下，長存人間。
致苗得雨“談丁玲的一次講話”
得兩：
意外地在《今晚報上讀到了你(記丁玲在文講所第二期的輔導談話》的稿子，想為你請功(只是一時不知向誰去請。丁玲那次講話對我們那批人有很大影響，你的記錄對當代文學史研究極有價值，很可能是孤品。因為那天丁玲來我們宿舍事先並沒通知，來後也沒特意集合學員，隨隨便便。誰碰上誰參加。到場人不多，記筆記的人更少，(她反對說點什麼學員都記。經過40多年風霜雪劍，同學們有的離開人間，有的退出文壇，我等的筆記文稿又麻煩紅衛兵、造反派們多次查抄燒搶，早已消失殆盡。你居然保留住這珍貴的記錄，文壇何幸，學界何幸！我寫這封信並公之於眾，就是想為你作證。證明你的記錄是真實的。除因口音關係，有個別字聽錯，其餘全部真實。
記錄十分寶貴，不過她當時談得很零碎，記也難成系統。有些“話出有因”之處，不瞭解其背景，只從字面很難領會其中奧妙。你說：“因系記錄，每個意思會有一些前(言後語，應全面並有分析體會。”我想大概也是這個意思吧！
為此，我覺得有些地方作點註釋怕是必要的。只舉一處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