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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說得上是一個色彩之都。
鮮花出口數量全世界第一，又擁有最會擺弄色彩的倫勃朗和梵高。如果再加上櫥窗裡赤裸裸站立的各種色情女郎，太讓人眼花繚亂了。
但是，色彩似乎永遠會帶來麻煩。它會鼓勵混亂、引誘騷擾嗎？也許。
我們到阿姆斯特丹之後立即分兩組拍攝街景，兩輛車停在不同的停車場。一小時後傳來訊息，一輛被砸，一輛被撬。我的一臺新買的數碼相機，以及隨隊記者的兩臺手提電腦均不翼而飛。我從希臘開始拍攝的照片，全都貯存在那臺數碼相機裡，這下算是全完了。
停車場是收了管理費的，卻說這樣的事情他們管不著。其實兩個停車場都不大，裡邊發生的任何事都能一眼看到。
到達才一小時就已經這樣，這個平靜的下馬威使我們對這個色彩之都納悶起來。
到處都在修路，又是陰雨綿綿，幾個肥胖的黑人在小街中狂奔亂叫，似極度興奮又似極度憤怒；
吸食大麻的蒼白青年坐在露天木階上手足無措，獨自傻笑；
木階下面是河道，有不少船停泊，又有一大堆廢棄的腳踏車在水裡浸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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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色彩本身，阿姆斯特丹也產生過很大的混亂，現在好像是為這種混亂後悔了，但又有點遮遮蓋蓋。
我是說倫勃朗在這裡的遭遇。
在西方大畫家中，平生境遇最悲慘的恰恰正是兩個荷蘭人，倫勃朗和梵高。但梵高在阿姆斯特丹的時間不長，境遇中又有較多的時代因素和個人因素，暫且不論；而倫勃朗碰到的實在是一件群體性的審美冤案，而且與這座城市密切相關，在我看來，有點不可原諒。
這件事，略知西方美術史的人都不陌生。但我站在阿姆斯特丹的倫勃朗故居前，忍不住還想複述幾句。
事情發生在一六四二年，倫勃朗三十六歲。這件事給畫家的後半生全然蒙上了陰影，直到他六十三歲去世還沒有平反昭雪。這件事幾乎中斷了他靠藝術創作來維持生計的正常生活，窮困潦倒，去世時只夠花費一個乞丐的喪葬費用。因此，這不是一個階段性的厄運，而是通貫一代藝術大師終身的嚴重事件。今天的阿姆斯特丹不應該輕描淡寫。
那年有十六個保安射手湊錢請倫勃朗畫群像，倫勃朗覺得要把這麼多人安排在一幅畫中非常困難，只能設計一個情景。按照他們的身份，倫勃朗設計的情景是：似乎接到了報警，他們準備出發去檢視，隊長在交代任務，有人在擦槍筒，有人在扛旗幟，周圍又有一些孩子在看熱鬧。
這幅畫，就是人類藝術史上的無價珍品《夜巡》。任何一本哪怕是最簡單的世界美術史，都不可能把它漏掉；任何一位哪怕是對美術未必摯愛的外國遊客，也要千方百計擠到博物館裡看上它一眼。
但在當時，這幅畫遇上了真正的麻煩。那十六個保安射手認為沒有把他們的地位擺平均，明暗、大小都不同，不僅拒絕接受，而且上訴法庭，鬧得紛紛揚揚。
整個阿姆斯特丹不知有多少市民來看了這幅作品，看了都咧嘴大笑。這笑聲不是來自藝術判斷，而是來自對他人遭殃的興奮。這笑聲又有傳染性，笑的人越來越多，人們似乎要用笑來劃清自己與這幅作品的界線，來洗清它給全城帶來的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