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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超乎我的意料之外。
去前問過對歐洲非常熟悉的朋友Ke
y，最喜歡歐洲哪座城市，他說是布拉格，證據是他居然去過五十幾次。當時覺得這也許隱含著某種特殊原因，例如是否有女友在那裡。但當我們真的來到了布拉格，即便不認為是歐洲之最，也開始承認Ke
y的激賞不無道理。
一個城市竟然建在七座山丘之上，有大河彎彎地透過，河上有十幾座形態各異的大橋——這個基本態勢已經夠綺麗的了，何況它還有那麼多古典建築。
建築群之間的小巷裡密佈著手工作坊，爐火熊熊，錘聲叮叮，黑鐵冷冽，黃銅燦亮，劍戟幽暗，門飾粗厲，全然不是別處工藝品市場上的精緻俏麗，卻牢牢地勾住了遠來旅人們的腳步。
離手工作坊不遠，是大大小小的畫室、藝廊，橋頭有業餘劇團在演先鋒派戲劇，路邊有華麗的男高音在賣藝，從他們的藝術水準看，我真懷疑以前東歐國家的半數高層藝術家都擠到布拉格來了。
什麼樣的城市都見過，卻難得像布拉格那樣，天天迴盪著節日般的氣氛，把遠近旅人的身心激盪得那麼興奮，又那麼舒坦。巴黎、紐約在開始成為國際文化中心的時候一定也有過這種四方會聚、車馬喧騰的熱鬧吧？我們沒有趕上，它們現在已經有了太厚的沉澱，影響了渦旋的力度；一路看來，惟有布拉格，正值音符、色彩、人流和一種重新確認的自由生態一起渦旋，淋漓酣暢。
捷克的經濟情況並不太好。進布拉格前我們先已遊蕩了遠近很多城市和農村，景況比較寥落；接觸到的各級政府工作人員也總是懶洋洋的，令人惱火；為什麼獨獨布拉格如此欣欣向榮？由此我更加相信，一座傑出城市可以不被國家的整體環境徹底左右，如陋巷美人、頹院芳草。遙想當初四周還寒意瀟瀟，“布拉格之春”早已惠風和暢。
那個春天被蘇聯坦克壓碎了，而且不僅是蘇聯，四面八方都壓過來，容不得這陋巷美人、頹院芳草。那種包圍陣勢恰恰反證了它的驕人風采，軋軋的履帶聲顯得那麼無聊。此刻我正漫步在當年坦克透過最多的那條大街，中心花道間的長椅上坐著一位老人，他揚手讓我坐在他身邊，告訴我一種屬於本城的哲學：我們地方太小，城市太老，總也打不過人家，那就不打；但布拉格相信，是外力總要離開，是文明總會留下，你看轉眼之間，滿街的外國坦克全都變成了外國旅客。
我不知道自己十年前聽到這種沒有脾氣的哲學時會有什麼反應，但現在聽起來卻並不反感，特別是在這濃密的花叢間，正當夕陽斜照，而不遠處老城廣場上的古鐘又正鳴響。
這個古鐘又是一個話題。每小時鳴響之時，鐘下總是人群如堵，因為鐘盤上會展現出一系列機械人形，生動有趣，也算是布拉格的一個景觀。我每次去都看到有婚禮在古鐘下舉行，讓人遙想這幾百年的鐘聲開啟和閉合過多少人生。
古鐘建於十五世紀。傳說由於這鐘精美得舉世無雙，當時的市政當局怕工藝外洩，居然狠心刺瞎了那位機械工藝師的雙眼。人類最原始的保密法則居然用如此野蠻的方式來執行，使人聯想到中國古代皇帝為了保守陵墓秘密不惜把建陵工人全部屠殺的暴行。可見這鐘聲儘管可以傲視坦克的轟鳴，它自己也蘊含著太多的血淚。後來到了布拉格蠟像館，進門是城市歷史部分，抬眼就見到那位機械工藝師，用白布包著被刺瞎的雙眼，還在機械堆裡不懈地摸索。
我從這鐘聲中來傾聽路邊老人所講的哲學，突然懷疑是否也像這鐘聲，在達觀的歡悅中省略了悲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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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鐘位於老城廣場西南角，廣場中央是胡斯塑像，廣場南方，是胡斯主持過的伯利恆教堂。
胡斯是宗教改革的先驅者，布拉格大學校長，一四一五年以“異端”的罪名被火刑燒死，這是我們小時候在歷史課本里就讀到過的。胡斯燒死時，古鐘的機械部分已經造好，鐘樓還沒有修起來。現在胡斯的塑像正表現他臨死時的神情，火焰噬卷著瘦削的身軀，臉部的輪廓和鬍鬚的形態，卻比火焰還要飄逸，不知是哪位雕塑家的作品。
教會判他是“異端”，倒並不冤枉。記得中世紀的一個宗教裁判員曾經自炫，他可以根據任何一個作者的任何兩行字就判定異端並用火燒死，而胡斯反對教會剝削行徑的言論卻明確無誤，請聽他的這段話：
甚至窮老太婆藏在頭巾裡的最後一個銅板，都被無恥的神父搜刮出來，不是花在懺悔上，就花在彌撒上；不是花在彌撒上，就花在聖徒遺物上；不是花在聖徒遺物上，就花在赦罪上；不是花在赦罪上，就花在祈禱上；不是花在祈禱上，就花在埋葬上……說神父比強盜還狡猾、還兇惡，難道不對嗎？
在我們想像中，用這樣強烈的語氣向民眾呼籲的人，一定會受到民眾的熱烈擁護，因此，當權者是不敢用殘酷方式把是非顛倒於大庭廣眾之前的，如果不經過歪曲和遮掩，當場焚燒像胡斯這樣的著名人物，會在民眾中引起什麼樣的逆反心理呢？
但是到了歐洲讀到的歷史資料卻讓我毛骨悚然。大量事實證明，民眾的良知在獲得啟蒙之前，他們恰恰是很多無恥暴行的參與者和歡呼者。一般在火刑儀式前夜，全城懸掛彩旗，市民進行慶祝遊行，遊行隊伍中有一批戴著白色風帽，穿著肥大長袍把臉遮住的特殊人物，他們是宗教裁判員和本案告密者。執行火刑當日，看熱鬧的市民人山人海，其中很多人遵照教士的指示大聲辱罵被押解的“犯人”，親屬們則圍在他的四周最後一次勸他懺悔。當火點起之後，市民中“德高望重”的人擁上前去，享受新增柴草的權利。
胡斯一案的證人是他原來的同道斯蒂芬·帕萊茨，而他的不少朋友也充當了勸他懺悔的角色。因此，胡斯站在木柴堆中高聲責斥的，是偽證人。
那麼，統治當局有沒有考慮過這樣的案件中是否真有偽證和誣陷的可能呢？考慮過。但他們確信，利益高於真實，更高於道義。例如直接過問胡斯一案的西吉斯孟皇帝就曾說，只要符合教皇利益，可以背信棄義。當時幾乎所有歐洲各國的宗教裁判員都認為，即使偽證致使一位無辜者被燒死，這位無辜者也應該高興，因為他也是為宗教而犧牲的。至於誣陷致使一位無辜者名譽遭汙，這位無辜者更應懂得現世名譽是身外之物，彼岸世界為他準備了桂冠。
總之，怎麼誣陷都可以，怎麼焚燒都可以。
當然宗教裁判員之上還有裁判員，那就是歷史。一位布拉格大學校長被活活燒死，人們理所當然地看成是羅馬教廷對於捷克民族的侵犯，於是引發了一場以胡斯名字命名的大起義，為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寫下了序篇。
因此，布拉格還是有點脾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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