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所有遷往外地的上海人一樣，我對非上海地區的生活也具有很強的適應性。我津津有味地大嚼粗糙的高粱米飯，呼嚕呼嚕地喝那種上漂清水下沉顆粒永遠涇渭分明的大楂子粥，還能操著很有北大荒鄉土味的粗話與人幹仗：“去你媽個大腿！”在江西，我很快習慣了以炒冬瓜皮下飯，並不在乎這東西在上海乃是棄物。後來還迷戀上了比止瀉的黃連素還苦的苦瓜。我非但食譜向老俵靠攏，而且語音亦日漸被同化，常用“格死了，格死了”來表示感嘆或懊惱。只要再多待一段時間，我相信我一定能與許多先我赴贛的上海人一樣，學得一口贛腔了。
然而我從來也未曾被當地人認同過。在三棵樹時我被呼為“小上海”。即使與東北老鄉們同吃同住同勞動近六載，到捲了鋪蓋走路時這頂“帽子”依然未摘。我可以設想，到我白髮蒼蒼後有機會重返故地重逢故人，那人一定會作如下恍然大悟狀：“噢——老太太您就是當年那個‘小上海’呀！”在江西時間不很長，我一拿到調令，老儇同事就紛紛前來祝賀：“您總算殺回老家去了！”賀詞也足以說明他們向來視我為寄居的房客。
我認識許多早已定居他鄉的上海人。在我看來，他們的適應能力比我更強：若不開口，單從外形氣質上看，我已很難將他們甄別出來；有的即使侃侃而談，也沒什麼南音海味了。可是即便如此，他們也還是被當地人固執地指稱為“上海人”，而他們自己，卻又大都認同，多少年下來仍以“上海人”自居矢志不渝得很。我剛到東北報到時，有人熱心地向我介紹說：“巧，本單位有你一個老鄉呢”不久與“老鄉”謀面，方知原來是一位十五六歲就離了上海、先去湖南後到東北嫁了北京人定居哈爾濱的大姐。與大姐以上海話交談，她雖能聽懂，說起來卻只能勉強嗑巴幾句，南音中早已串了北味。她常招待我吃白食，那炕桌上的酸黃瓜和粉條燉肉，是地道的東北家常菜。可是東北人還是一口咬定她乃我之上海老鄉。這老鄉則也是一往老鄉情深，對我倍加愛護照顧了五、六年之久。
上海人到外地去的時間再長，也永遠是上海人。這，實在是個非常有趣的文化現象。
五
我認為，這跟“上海人”作為一個生存群體，具有極強的地域個性有關。個性一強，自身的質地和外界的評估都會保持一種冥頑難化的定向態勢。主觀方面難以從根本上改弦易轍，客觀方面不容易全方位地同化淹沒。就好像金屬世界中的金或鉑一樣，很難與別類熔和鑄煉成真正的合金。上海人走遍天下，走遍天下仍為上海人，或許就是這個道理。
至於什麼是上海人的地域個性，這卻是個理論性很強而且常可意會但頗難言傳的社會學問題了——儘管近年來常在報刊見到專論，畢竟誰也不是定論。
曾經有一位東北朋友對我說，他可以用最簡單的例項說明上海人的特點。我表示願洗耳恭聽。他就說了，若是有一筐雞蛋，論個賣，那麼你們上海人，一眼就能把那枚最大的挑了出來。我聽後，雖對他的概括力和想象力表示折服，但氣惱於他的輕侮調侃，就反問他道：“請問，既然規定了論個賣，那麼有這個本事一眼就買走那枚最大的，該為這份精明羞愧呢，還是該為這份精明自豪呢？”他想了想，竟訥口不言了。
世上有許多事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更何況上海灘是近百年裡暴發形成的移民灘，上海人是五方雜處的移民群，上海人的地域性格本來就包容面極大而且十分複雜：除了以一分為二法可大致界定出正面負面兩大塊之外，還有許多特性卻又是很容易模糊了是非曲直的。比如上面所說的“精明”吧，許多上海人靠精明進行生存競爭立足於大幹世界並爭得了發達，又因其精明而討人嫌招人忌乃至貽笑大方，究竟該譽之還是毀之，不正是要視評估者的立場而定的嗎？
在外地的那幾年，現在回想起來，是我的上海人自我評估值最高的幾年。我很熱衷於為同事朋友們捎帶上海貨，每每看到他（她）們對上海產品愛不釋手，我的虛榮心就會感到滿足，雖然那羊毛衫和大白兔奶糖並不是我製作出來的。我很不能容忍別人否定上海攻訐上海人，輕則不悅不快蘊於心，重則動氣動怒作於形。我與所有身處外鄉的上海人一樣，不肯放棄打回老家來的機會。可是到了公元1974年，我終於返回上海團聚了全家，重新成為一名擁有戶籍的上海人，我的心態和觀念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我愈來愈多地發現了上海的不足、上海人的不是。有一個階段，甚至還把“上海人實在觸氣”掛到了嘴邊。究其原因，恐怕跟視點的轉移大有關係——時空間隔容易形成經理念篩選過的戀鄉深情；身在其中則常會因了可觸控的鮮活事實而產生不滿憤懣。或許，這也正是錢鍾書先生所說的圈外的人想殺進來、圈內的人想衝出去的緣由之一罷！
六
上海人的負面隱藏得並不很深。
我從外地調回上海時，因工作一時未落實，曾到一所很有名氣的中學去代課。八年的外鄉生活在我身上刻下了痕跡：我很黑，拖著兩根齊肩的黃辮子，臉上的眼鏡和身上的衣褲都老式而陳舊。我跨進了明亮的教室，一片雖不失其天真調皮卻又閃爍著老練世故之光的眼睛上下打量著我。只不過幾秒鐘的工夫，準確的判斷就從一個不過十三、四歲的男孩嘴中迸出：“嗨，一個阿鄉！”繼而便有人呼應吶喊：“土八路呀！”小小年紀，就已學得了上海灘上根深蒂固的勢利，我至今想來仍覺得悲哀和喪氣。
類似的例項我手中有一大把。有一段時間我擔任工會工作，幫人換房子、鬧離婚、調解鄰里糾紛、申請調級加薪、聯絡住院病床，跑法院、跑機關、跑房管所、跑居委會、跑工廠、跑醫院，所以我的活動範圍較一般教書匠要廣。我還天生了一副好奇心，年過不惑了還抵擋不住新鮮事的誘惑，會“翻跟斗”買高價票去看一部新片，會掏腰包去參加區工人俱樂部的交誼舞學習班，會為了寫點什麼而到公平路碼頭的工商檢查站參加查緝走私黃金走私外菸的活動，所以我接觸各類上海人的機會也相對多一些。於是我對浮於表層的比較容易把握住了的上海人性格之負面，也就積累了許多很典型很生動的感性材料。
我曾經很想把這些材料加工提煉一一歸類搭個框架條分縷析，形成一部柏楊式的專著。柏楊的那本書，後來成為一個公式，可無窮盡地填充變化。我在書攤上見過《醜陋的日本人》、《醜陋的美國人》等等，後來因短期出訪在澳洲悉尼街上徜徉時，竟還見到過一本英文版的《醜陋的澳大利亞人》，這公式真是放之四海而皆準！
慢慢地我這念頭也就散淡而消退了。年歲日大，見識漸多；皺紋密起來，稜角平下去；憤懣內化，思考則愈來愈深入了。並非對上海人性格之負面已司空見慣麻木不仁，而是對那種以鞭笞某一雖有其事但不具體、雖有範圍卻十分寬泛的生存群體以不擔干係不冒風險地顯示自身之尖銳深刻，終於日漸失卻了興趣。
七
我很早就起意要寫寫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女性。但下決心動筆，卻是在我又一次遠離了上海，而且是身處異邦之時。
我與丈夫一起到了澳大利亞。訪問期限是三個月。我為了寫一本介紹異域風光的書而收集著資料，他有他的事在忙。悉尼城裡該去的地方都已過去，不久我就發現我很空閒，繼而便感到了寂寞。當過幾次“跟屁蟲”，跟在他後面去參加一些專業性很強的活動，但因了自己的洋話停留在初級階段，在那種場合成了半聾啞，很快也就拒絕了一應邀請。我患上了“思鄉病”。我覺得自己像是一條活潑潑的鮮魚被扔進了速凍箱。我開始用筆來解脫自己。我利用一切空暇時間躲進悉尼大學圖書館的七樓閱覽室。那裡面有並不豐富的中文藏書，還有許多半封閉車廂式座位。那一公尺長半公尺寬的書桌成了我的天地。我在一方白紙上創造出生我養我深蘊於我心的上海和上海人來。我寫山東路，寫永安弄，寫楚河漢界車馬炮，寫阿花和陸寶寶……我懷著深深的眷戀和親情寫著，每天都感到回了一次家鄉，筋骨舒展地遨遊了一番屬於我這個上海女性的水域。所有曾經有過的冷靜的、居高臨下的、超然物外的、琿念化了的對上海和上海人的分析，正面呀，負面呀，自豪呀，憤懣呀，地域個性呀，這時候竟如大捆的乾草早已經過了多少次的反芻而被消化殆盡，跳動在我筆下的只是一個個場景和一個個形象了。到我回國時，手提箱裡有了十萬字的《阿花》初稿。
我一發而不可收。在後面兩年時間裡，雖然在學校裡挑了教學重擔且又不可免俗地為謀個職稱而奮戰，但還是不以為苦反以為樂地拼命擠了時間寫了那《阿貞》和《阿惠》。
向《小說界》編輯部交出那《阿惠》的文稿那天，我照了照鏡子，看見了鬢角的白髮，還有眼鏡片後的一對浮腫的眼泡。
山東路上的仁濟醫院已大大擴充套件，那天主教堂早已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幢漂亮的住院大樓。北邊的外國墳場早被剷除，建於那方土地上的黃浦區體育館裡，常有新潮歌舞演出。山東路南端與延安路交界處，架起了一座立交橋。山東路上的人只需乘坐幾分鐘的公交車，就可抵達浦東新開發區了。那個挾了油紙傘、急急地竄過山東路、興高采烈地去為老師效勞的小姑娘，如今正在向人生的“知天命”階段邁進。二十萬字“上海女性”的篇幅，並未用盡她的積蓄，自然也不會阻斷她注視著上海和上海人的目光。她的“自畫像”遠未畫完呢！
19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