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生們可以得到暫時的歇息，但考官們卻是陷入忙碌之中，在短短的十幾天之內，四位考官要給幾千份評分，這可不是一件簡單地事情。
其實到了熙寧三年時候，這人數已經不算多了。
最少的時候是太祖朝的時候，那時候參加省試的人數應該不會太多，估計與唐朝二三千人的規模持平。
自太宗朝擴大取士規模，至真宗朝大中祥符二年大約三十年的時間內，形成了北宋省試規模最為龐大的時期，參加省試的人數一般都在萬人以上。
淳化三年則是達到了最巔峰，高達17000餘人更是整個北宋參加省試人數的最高記錄，由此可以想見當時省試時的壯觀場面。
為了達到控制省試規模，大中祥符二年對解額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
透過這次調整解額縮減為原先的一半，以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估計參加省試的人數一般控制在5000至7000人之間。
嘉祐二年(1057至治平三年(1066之間舉行了四次科舉考試由於施行間歲一開科場的做法解額再次減半，參加省試的人數應是整個北宋時期最少的，估計只有3000人左右。
至於到了治平三年(1066以後，每三年一開科場成為慣例，解額的規模也再次進行縮減，估計參加省試的人數通常應在5000人左右。
而這次熙寧三年的科舉，大約人數也在五千人左右，已經比起巔峰時候要輕鬆許多了，但依然令考官們焦頭爛額。
不過好在四個考官主要是做後面的成績排名，篩選優勝者另有其餘的人，尤其是經義這一塊的評分, 考官主要是對策論的評分。
但即便如此，最終篩選出來的試卷依然有五六百份左右, 被小吏送到呂惠卿幾人面前。
此次的主考官是呂惠卿的, 其餘兩個也都是王安石的人, 不過卻有一個異類，名叫劉攽。
劉攽生於宋真宗乾興元年, 出自詩書世家，祖父劉式，南唐時舉進士, 入宋後，官至刑部郎中。父親劉立之與叔伯四人俱舉進士。
這是個真正的學者，學識淵博，與兄劉敞齊名。
歐陽修稱其“辭學優贍”、“記問該博”。蘇軾在草擬劉斂任中書舍人的制書中稱讚他“能讀墳典丘索之書，習知漢魏晉唐之故”。
他的著作極為豐富, 除了《資治通鑑》外, 自己獨立完成的著作還有100卷。
其中, 最有代表性的史學著作有《東漢刊誤》4卷、《漢宮儀》3卷、《經史新義》7卷, 《五代春秋》15卷、《內傳國語》20卷等多種。
更是是宋朝的著名詩人和文章大家, 留有《彭城集》40卷，又著有《公非集》六十卷，《文獻通考》及《文選類林》《中山詩話》等。
正是因為他的學識地位, 因此被趙頊委派來擔任考官，但是他雖然資歷比呂惠卿要老得多，卻因為不是王安石的人, 因而不得不屈居呂惠卿之下，因而這段時間一來, 與呂惠卿頗不對付。
當然, 他對王安石也不怎麼對付。
前些時日，王安石認為科舉的內容不好，想要進行科舉改革，有了一些討論, 劉攽對此卻有不同的意見。
他是這麼說的：“本朝選士之制, 行之百年，累代將相名卿，皆由此出，而以為未嘗得人, 不亦誣哉。願因舊貫，毋輕議改法。夫士修於家, 足以成德，亦何待於學官程課督趣之哉。”
意思便是，本朝的科舉實行百來年，很多名臣將相都是出之於此，現在你說它不好，這不是瞎扯淡麼，別動不動的就要改革。
這話將王安石給氣壞了。
呂惠卿看到幾百份試卷送過來，深吸了一口氣道：“諸位，這便開始吧。”谷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