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史家在敘述過元明之際的種種傑出作品後，總要出現一個不短的頓挫。
按說，明初的社會經濟情況並不太差。從起義者蛻變而來的統治者此時的頭腦還比較清醒，積極地採取了一系列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措施，很有收效，整體社會景象也算安定。但是，奇怪的是，幾部有影響的大作品卻產生於前朝氣數將盡、新朝尚未穩定的動盪年月，產生於那些顛沛於煙塵間的藝術家的手中；而當朱明政權趨於穩定，社會動盪的煙雲漸漸消散的時候，文藝的境況反倒一蹶不振了。
永放光輝的長篇章回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就是元明之際動亂歲月中產生的作品。這兩部小說的作者羅貫中和施耐庵沒有在歷史記載中留下詳細的生平事蹟，人們只是約略知道，他們兩人都與元末農民起義領袖張士誠有點關係，羅貫中相傳當過張士誠的幕客，本人甚至還曾“有志圖王”，很有一點政治抱負，後來似乎很不得志，“與人寡合”，隱身江湖，不知所終；施耐庵與張士誠有同鄉之誼，據說曾參加過張士誠的義軍，又據說張士誠稱吳王后還曾親自登門邀他出山輔佐，施耐庵託辭老母在堂，難以從命，其實他當時已在草屬《水滸傳》了。與《琵琶記》的作者高明一樣，據說施耐庵也曾在明朝初年受到過朱元璋的邀請，結果同樣不肯出仕。儘管這些傳聞都未必確鑿，但毫無疑問，這些屹立千古的文化大師和文化鉅著，並非起之於朱明王朝的統治之下，並非成之於共慶昇平的封建穩定期。混跡險途，歷盡滄桑，遍嘗升沉榮辱，深知世態炎涼，見邀於王公貴胄，遁身於江河湖海，有拏雲摩天之識，具博古通今之才，煙塵滿臉，浩嘆滿紙——這才是一代藝術大師的形象。
朱明王朝坐穩了江山之後就開始實行封建文化專制，這種專制後來在明、清兩代延綿不絕，使得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大受影響，不僅被歐洲所超越，而且差距越來越大。這種專制在朱元璋實行之初顯得特別有效，因為當時朱元璋剛採取“以經義之文取士”的辦法，既把知識分子的思想嚴格地侷限於“四書五經”的教義章句裡邊，又以官職祿位加以引誘，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對於這種外慈內嚴的政策一時是沒有招架之力的。朱元璋想把高明、施耐庵等人請出來，是要讓他們為封建文化專制粉飾、張目。這絕不是發展文藝的措施。高、施他們不想做官，但也不至於因此而構成反抗勢態。朱元璋是不能容忍任何明顯的反抗勢態的。一代名公高啟，不就是因為不接受所授戶部侍郎的官職，被朱元璋記恨在心，後來託故在南京腰斬了嗎？當然，對於大殺功臣、盡誅元勳的朱元璋來說，殺幾個文人是不算怎麼回事的，但對於文化事業來說，這種威脅也實在太大了。
思想限制、科舉引誘、刀兵威脅，這三項，幾乎剝奪了所有藝術家的自由，因而實際上也就是扼殺了一切真正的藝術家。明代初年文化界的岑寂，也本源於此。
自由，民族精神的自由，是一代文化的靈魂和動力。不要蒼白的嚴整，寧肯要離亂中的自由精神；不要狹窄的雲梯，寧肯要草莽中的自由奔突；不要堂皇的典藉，寧肯要粗聲豪氣的自由言語。自由，自由！平穩的朱明王朝剝奪了這種自由，因而也就消除了文藝所必需的吸附力和精神活力。這一切，即便在戰亂中也沒有被剝奪得那麼多。偉大的民族精神失去了自由，也就失去了自身，它就會被帝王意志、正統意念所取代，它不得不沉睡了。
《三國演義》、《水滸傳》的魅力，首先在於它們有聲有色地傳達了一種自由而壯麗的民族精神。請看人才輩出的三國時代，中華民族的整體精神爆發得多麼強烈！那麼多的政治家、軍事家，那麼多令人神旺氣壯的戰鬥，那麼多的智慧與詩情！鼎立的三國，不管擷取哪一方單獨來看，都有一種氣吞山河的激情撲面而來。管什麼正統與否，管什麼誰是誰非，今天中華民族的子孫只知，曾有這麼一個歷史階段，祖國的江河山川間到處馳騁著無數天才豪傑，充分地顯示了我們民族的強悍和健全。《水滸傳》不也是如此嗎？一次反抗，一次起義，在我們民族英勇的兒子們做來，竟那樣蔚為壯觀。即便只是佔取了一座梁山、一蕩水泊，他們竟也建立起了一個頗有理想色彩的農民王國。他們不甘心匍匐於長鞭木笳之下，煎熬於苦痛凌辱之中，他們要奮起與朝廷對峙、與百官周旋，而且又對峙得那麼漂亮，周旋得那麼令人讚歎。這不也正是一個蓬蓬勃勃的民族精神的生動寫照麼？不錯，三國的將領和水滸的英雄有著地位的差異、階級的分野，但它們為什麼同樣被中華民族的整體所喜歡呢？原因就在於，它們以自己不同的聲部、不同的職能，組合成了一曲和諧雄渾的民族精神交響樂。
這兩部鉅著的同時出現，再鮮明不過地展示了這樣一個道理：在兩個朝代、兩種統治交接的當口上。在封建文化專制不得已而稍稍鬆寬的情況下，在森嚴的文網一時管不著的天地裡，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審美情感就會按照自身面貌突湧而起，而它的主調是豪邁不羈、自由奔放的。相反，在“以經義之文取士”的政策廣泛推行的朱元璋治下，這一切都沒有了。人們可以在默默地對《三國演義》、《水滸傳》作著進一步的整理工作，但是要創作這樣煌煌鉅製的時代氣氛，已經不在了。與明初的政治環境和社會氣氛最為適合的一種藝術怪胎，就是所謂“臺閣體”。楊士奇、楊榮、楊溥這三人，連任相位數十年，他們高坐權位而為文作詩，其內容無非歌功頌德，點綴昇平，其形式無不刻板平泛，表面呈“雍容典雅”的虛假氣色，實則萎弱不堪，陷入了文藝的末路。企圖糾正“臺閣體”的另一位宰相李東陽也未能根本上脫去這種格調。這些人都主宰天下文柄，無數學人翕然宗之。
時間一長，也有人對此提出了不滿，例如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這些人就主張從古代擷取蒼浩博大的氣勢來療救當日文壇，提出了“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口號，人稱“前七子”，以與後來活動於嘉靖、隆慶年間的“後七子”（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相區別。秦漢盛唐的文化氣象當然令人仰慕，但那畢竟已是遙遠的陳跡，靠著亦步亦趨的摹擬和追憶，當然是無法從根本上療救文壇的。就象一個人的奕奕生氣無法從摹擬別人得來一樣，一個時代的文化氣象也不能求之於對異代的摹擬。即便是表現異代的題材，也要以作者本身的膽識氣概去處置，而這種膽識氣概又必然是作者所處的當時當地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的產物。前後七子，也許還要包括“唐宋文派”，確實是很想重振中華文化的，但他們的思想規範過於緊窄，他們的話動天地過於狹小，他們自己疲弱的生命已無法給文化事業輸液補氣。乞靈於祖先，求援於故籍，正是這些上層知識分子悲劇，也是中國文化機體區域性性僵死的表徵。臺閣重臣、開國文魁、一代宗師，都已無法成為民族精神的代表者。至於新興的代表者，一時還沒有組織成一支可觀的力量。
在這種情況下，戲劇，當然也很不景氣。
新形式的更替，還不能決定戲劇的整體命運。在《琵琶記》和“荊、劉、拜、殺”之後，新興的傳奇也出現過將近一個世紀的黯淡歲月。
戲劇領域也出現了類似於“臺閣體”的作品，邱濬的《五倫記》和邵燦的《香囊記》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五倫記
》全稱《五倫全備忠孝記》，作者邱濬是當時顯宦，一四五四年中進士，後來拾級上升，直至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的巍巍高位。在中國戲劇文化史上，《五倫記》一直是以令人討厭的反面形象出現的，不要說今天，即便是明代，多數有識之士也已經受不住它的系統而又腐朽的綱常道學說教。例如明代戲曲家徐復祚就說它“純是措大書袋子語，陳腐臭爛，令人嘔穢”，可見厭惡之深了。王世貞也說“《五倫全備》是文莊元老大儒之作，不免腐爛”，口氣比徐復祚婉和一點，但鄙棄之情不減。
這是不錯的。綱常道學的說教索性用枯燥僵硬的邏輯文字寫出來，人們還好受一點，把它當作一具思想的“木乃伊”就是了，當然不願接近，但也不至於噁心；但是，一旦當這種說教要附體於一組藝術形象，要伸化為一組故事情節，即要在美的領域裡來謀取一席之地的時候，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尊嚴的人，活潑的靈魂，正常的願望，合理的情感，都一一被套上了沉香木的桎梏，只剩下小心翼翼的腳步，言不由衷的聲音，矯情做作的行止，冠冕堂皇的暴虐。這就使得有著比較正常的人情的人不忍卒睹了。看《五倫記》遠比讀朱熹的文集更令人膩煩，原因便在這裡。
那末，《五倫記》究竟表現了一個什麼樣的故事呢？歷來的文化史家不願讓自己的筆在腐臭中留駐，往往只是忿忿提及，並不稍加紹介。但是，無論如何，這是中國戲劇文化史上不能抹去的一頁，此劇的影響，表面上看只是波及萬曆年間，但就其思想格局和藝術格局來說，實際上可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找到淵源和衍生。它反映了中華民族精神世界中一角長期存在的陰影。我們是應該對它定睛片刻的。
《五倫記》的故事梗概如下：
一個姓伍的太守死時留下三個兒子：最大的是前妻生的兒子叫伍倫全；中間一個是後妻範氏生的兒子叫伍倫備；最小的是一位亡友的兒子叫安克和，他收作義子，與親生兒子一般看持。伍太守一死，就由後妻範氏撐持門面。
一天，三兄弟外出遊春，弟弟們很想進酒樓、歌樓、賭場逛逛，大哥伍倫全想起儒家聖人說教，都一一勸阻了；弟弟們想到佛寺、道觀玩玩，伍倫全也說佛教、道教不如儒教好，只領著弟弟到儒學中來。沒想到剛走到夫子門牆，就遇見一個醉漢，出言不遜，弟弟們就與他爭吵起來。哥哥伍倫全連忙把弟弟拉回家去，並且很是後怕：要是鬧點事出來，不是讓母親憂傷麼？今後再也不應出來玩了。
果然不巧，幾個月以後，這個醉漢在街上被人打死了，究竟是誰打的呢？官府一查問，有人報告說曾經看到過伍家兄弟與他爭吵過，很可能是伍家兄弟打的。官府捉拿了伍家兄弟，開始他們一口否認，後來看看總得犧牲一人去抵命，就爭著承認是自己殺的，母親範氏到堂作證，只說是二兒子伍倫備的罪，只要他抵命便可。官府原以為這位母親偏袒親生，當得知她的親生兒子恰恰正是她檢舉的那一個時，也深受感動，斷言他們這樣一家不可能打人，並建議範氏把這三個兒子送去赴考，必中高位。
範氏接受了官府的建議，但在她看來，更重要的是讓他們結婚，於是趕緊挽請媒婆說媒。媒婆推薦了幾家大富大貴的，範氏都不滿意，後來說到教師施善教家的閨女，範氏才又驚又喜地同意。驚的是，施善教正在她家教三個孩子，十分巧合；喜的是，她深知這位施先生品學兼優，而且他家除了親閨女施淑清外還有一個當作親女兒扶養的外甥孤女叔秀。於是，伍倫全與淑清訂了婚，伍倫備與叔秀訂了婚，安克和的婚事還託媒人再留心。訂婚儀式過後，三個兄弟上路赴考，臨行前還捨不得母親一人在家，經母親曉以大義，才得成行。
考下來，大哥伍倫全得中頭名狀元，官授諫議大夫，二哥伍倫備得中二名榜眼，官授東陽刺史。這兩兄弟一時名震京都，名公貴胄紛紛提親，兩兄弟申言不忘糟糠之妻，先回家完婚，再領命上任。回到家中發現：伍倫備的未婚妻叔秀因日夜痛哭自己早亡的爹孃，已哭瞎了雙眼。伍倫備不以為意。繼續成婚。大嫂子淑清在自己的新婚之夜竟忙著張羅第二天的婆婆生日，而且還設案祈禱天公讓二妯娌的雙眼復明。如此誠心，果然感動天公，叔秀的眼睛很快復明了。這樣，倫全、倫備兄弟便安心上任去了。
身任諫議大夫之職的伍倫全一心忠於君王，不斷向皇帝進言，先是要皇帝注意小人當道，後是向皇帝推薦自己的恩師兼岳父施善教。這事觸怒了權貴，也招來皇帝的不悅，結果他被貶職為府州團練使，守備地處邊陲、面臨夷狄的神木寨。
他的妻子淑清聽說丈夫被貶往邊遠地帶，只想到一件事：她與丈夫還未曾生育，自己要服侍婆婆，不能跟隨丈夫一起去生活，哪怎麼會有孩子呢？她決定，立即給丈夫娶一個偏房（小老婆），託人帶到邊遠的神木寨，代替自己服侍丈夫、生兒育女。她託媒人找偏房時，媒人深為她的豁達大度而感動，決定把自己的女兒景氏獻出來作為偏房。景氏被送到邊陲地區時，正好遇上了夷狄的將領，夷狄的將領一定要她做壓寨夫人，景氏堅辭不允，最後投井自殺，對自己從未見過面的丈夫伍倫全表示了貞烈。不久，伍倫全也被夷狄所俘，夷狄將領要他去做軍師，他寧死不屈；他的弟弟伍倫備、安克和聞訊，趕去搭救，他們只向夷狄表明，是專來與大哥替死、陪命的，與他們一起去的伍家僕人也願為主人一死。這一家人的“乾坤正氣”，終於感動了夷狄和叛將，他們一起歸順了禮義之邦。伍家兄弟為朝廷立了大功，不久，弟弟伍倫備升任宰相，而哥哥伍倫全則為大將，極盡顯貴。
還在故鄉的老母親得知兒子被夷狄俘虜的訊息，茶飯無心，病重愈危。大媳婦想到孝順婆婆的責任，就取刀割開自己的肚皮，割取肝片給婆婆煮湯，二媳婦也要割自己身上的肉來滋補婆婆。她們雖盡了孝心，但婆婆不久還是死了，待到“將兄相弟”回家得知噩耗，自不免又是一場摧肝裂膽的悲痛。
最後，兄弟倆深感仕途終究不是人生歸宿，向皇帝上了九道奏本，獲准回鄉。此時傳來一個訊息：他們的老師施善教已經成仙，名為“玉虛丈人”，統管天下名山洞天，伍家及其姻戚之家中的已亡之人，也俱已成仙。於是，兄弟倆由忠孝而登仙品，“五倫全備人團圓”。
從這個故事梗概，我們已大致可以看到使徐復祚覺得“陳腐臭爛，令人嘔穢”的原因了。簡單說來，它令人厭惡之處有以下幾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