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陽作家群”這個名字已經具有一定的影響了。除了我，還有一批如同周同賓等的全國作家協會會員相當一批的省作協會員和更大批次的市級作協會員。有人說，“在南陽街頭，一不小心就會和一位作家擦肩而過”——這固是有些誇張，然而進行一下地域人文比較，確實是此地一幕異樣的景觀。
它是怎樣形成的？誰也說不出個確切的所以然。有說因南陽區域文化形成較早，積澱很深。但我認為，洛陽、開封比南陽“還要深”，卻並未出現類似的現象。有人說南陽是個盆地，相對的封閉。但全國大大小小的盆地，比南陽還要封閉的地方有的是，別的“盆地”怎麼沒有作家群？還有的說，南陽領導層關注文化事業，重視保護作家的創作積極性，這話是有道理，然而轉思，哪個地方的領導“不關注”、“不重視”呢。有的地方甚至領導自己就是不錯的作家在當，怎麼也該有個“群”吧？
想來想去，這些理由都有根據，但都“不完善”。我躺在被窩裡有時會想到這一問題，我覺得：首先是有幾個熱愛創作又愛好交朋友結文緣的，同時又有了相當創作成就的作者密切過從，互相鼓勵搞創作，形成了一個地方的“文化興奮點”，有一個能提供創作者的發表作品的陣地，如果當地的黨委和領導有很仔細的注意保護和作養這個“點”，有這麼一個小氣候，一個適宜作家成長髮芽的溫室，慢慢地，“蘑菇”就在這氣候和溫室中生髮出來，成了一個“蘑菇群”，也就成了一道景觀。
大家多有認為我是南陽作家的領軍人物。但我其實在南陽這一群中出道很晚，是年紀老大的“後起之秀”，是宛軍的一員客將罷。我只是佔了知名度高的一點，人們想當然的就那麼認知了我。
送來的書稿請我寫序的曾臻，她就是“宛軍”的元老。她年紀比我小，小出幾乎一個輩次。然而我的文學作品處女作發出是1986年，比她要遲得多，我真正要叫她一聲“師姐”才對。
這個“軍”真正的創始人，由小到大的奮戰帶頭者，是喬典運，餘者還有孫幼才，周熠、周同賓、廖華歌、馬本德、蘭建堂、秦俊行者……這些人創造了形成宛軍的熵，他們的成就造就了他們的聲名，現在也是顯赫的。
但曾臻不是顯赫的作家。她在宛軍花叢中自在開放，隨緣就分任從春榮秋謝的一叢小花，帶著野性的芬芳，在門窗外無意識地飄散著自己的馨香。
我認識曾臻，是透過老喬的介紹。時間記不很清楚了，大約是七八年的秋天罷。喬老爺（我們都這樣稱喬典運），從西峽來，一塊吃過晚飯，喬老爺說“走咱們看看曾臻去”。我們便一起去了“專醫院”——曾臻，在那裡做醫院的宣傳幹事，“寫稿”。第一面的印象，我覺得她很清秀，瘦而且弱。似乎是有點兒“不禁風”的那樣，是個不事張揚，納於言語但行動從容不迫的那樣。住的一個筒子間，大約只有十二平方米，書籍資料很多，卻打理得很齊整。她和喬很熟，只是時而和我說幾句——我猜她是怕我枯坐尷尬吧。
從那以後，我們有了交往。我和喬比起來，最比不上他的就是他與人交往的熱情，獎掖後進的那份主動自覺，對人的體貼與關懷。也因我正寫著康熙，恰在最緊的關頭，每晚要坐到三點鐘。喬典運不在南陽時，我極少與近在左右的南陽朋友串門聊天。曾臻也一樣。直到老喬患病，住進專醫院，我在家寫書也是心裡發毛，常去看他，和他談天慰藉，見得也就多了些，因為每次去，喬大嫂是“守攤”的，還有曾臻必在，再就是王桂芳，經常從西峽趕來，和曾臻一道幫助料理老喬瑣務——和親生女兒那是一樣的。我為安撫喬有時也說說佛經性命之說，有一次曾臻聽我背誦《心經》，她記錄不下來，婉請我自己寫出來，她眼中盈盈的淚，懇切的牽卷誠意，至今都宛然在目。
喬去世後，我們似乎沒怎麼見面，後來聽說她結婚了，丈夫很好，家也很好，有次路遇，我見曾臻容光煥發很精神的樣子，覺得她很幸福。
據我的經驗或都是偏見，一個人要是幸福了，就不能哀慟，就會離開文學。
不料今年，近期，她突然打來電話，要出書了，要請我寫序。
呀！這麼多年，這叢野花仍舊在“春榮秋謝”！
她仍在“業餘”，然而她仍在“專業”。
這朵“不禁風”仍在風中施放她自己的清芬。
我有一首牽牛的詩：
野生溝垃籬樹牆，
此花人間最尋常。
塵冕倘無牽牛藤，
天上織女鎖機房。
送給曾臻罷，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