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石一歌”小組集中發表文章的時候，我都隱藏在浙江山區，沒有讀到過。記得有一次下山覓食，在小鎮的一個閱報欄裡看到一篇署有這個名字的文章，但看了兩行發現是當時的流行套話，沒再看下去。因此現在很想略作了解，也好為那些擔驚受怕的退休教授們說幾句話。
那次我從臺灣回上海，便打電話給一位肯定參加過這個組的退休教授。教授不在家，是他太太接的電話。
我問：那個小組到底是什麼時候成立的？當時有哪些成員？
沒想到，教授太太在電話裡用哀求的聲音對我說：“那麼多報刊，批判成這樣，已經說不清。我家老頭很脆弱，又有嚴重高血壓，餘先生，只能讓您受委屈了。”
我聽了心裡一哆嗦，連忙安慰幾句，就掛了電話，併為這個電話深感後悔。這對老年夫妻，可能又要緊張好幾天了。
這條路斷了，只能另找新路。
但是，尋“石”之路，並不好找。
要不，從進攻者的方向試試？
終於，想出了一個好主意。
我在報刊上發表了一個“懸賞”，堂而皇之地宣佈：那幾個進攻者只要出示證據，證明我曾經用“石一歌”的署名寫過一篇、一段、一節、一行、一句他們指控的那種文章，我立即支付自己的全年薪金，並把那個證據在全國媒體上公開發表。同時，我還公佈了處理這一“懸賞”的律師姓名。
這個“懸賞”的好處，一是不傷害“石一歌”，二是不傷害進攻者。為了做到這兩點，我真是花了不少心思。
《南方週末》沒有回應我的“懸賞”，卻於二〇〇四年發表了一張據說是我與“石一歌”成員在一起的照片，照片上除了我還有兩個人，其中一個就是那個姓孫的發動者。照片一發，《南方週末》就把“石一歌”的話題繞開，轉而聲言，這個姓孫的人“清查”過我的“文革問題”。於是，又根據他提供的“材料”進行“調查”，整整用了好幾個版面，洋洋灑灑地發表。雖然也沒有“調查”出我有什麼問題，但是，讀者總是粗心的，只是強烈地留下了我既被“清查”又被“調查”的負面影響，隨著該報一百多萬份的發行量，覆蓋海內外。
尋“石”之路，居然通到了這麼一個險惡的大場面。
按照中國的慣例，“喉舌”撐出瞭如此架勢，那就是“定案”，而且是“鐵案”。
但是，在英國《世界新聞報》出事之後，我覺得有必要向《南方週末》的社長請教一些具體問題。
這些問題，當初我曾反覆詢問過該報的編輯記者，他們只是簡單應付幾句，不再理會。據我所知，也有不少讀者去質問過，其中包括一些法律界人士，該報也都不予回答。但是，今天我還是要勸你，尊敬的社長，再忙，也要聽一聽我下面提出的這些有趣問題。
四
第一個問題：貴報反覆肯定那個孫某人的“清查”，那麼請問，是誰指派他的？指派者屬於什麼機構？為什麼指派他？他當時是什麼職業？有工作單位嗎？
第二個問題：如果真的進行過什麼“清查”，這個人怎麼會把“材料”放在自己家裡？他是檔案館館長嗎？是人事局局長嗎？如果是檔案館館長或人事局局長，就能截留和私藏這些檔案材料嗎？
第三個問題：他如果藏有我的“材料”，當然也一定藏有別人的“材料”，那麼，“別人”的範圍有多大？他家裡的“檔案室”有多大？
第四個問題：這些“材料”放在他家裡，按照他所說的時間，應該有二十七年了。這麼長的時間，是誰管理的？是他一人，還是他家裡人也參加了管理？有保險箱嗎？幾個保險箱？鑰匙由誰保管？
第五個問題：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擔任高校領導很多年，級別是正廳級，當時上級機關考察和審查官員的主要標準，恰恰是“文革表現”，而且嚴之又嚴。他既然藏有“清查”的“材料”，為什麼當時不向我的上級機關移送？是什麼理由使他甘冒“包庇”、“窩藏”之罪？
第六個問題：他提供的“材料”，是原件，不是抄件？如果是原件，有哪個單位的印章嗎？
第七個問題：如果是抄件，是筆抄，還是用了複寫紙？有抄寫者的名字嗎？
第八個問題：這些“材料”現在在哪裡？如果已經轉到了貴報編輯部，能讓我帶著我的律師，以及上海檔案館、上海人事局的工作人員，一起來看一眼嗎？
第九個問題：如果這些“材料”繼續藏在他家裡，貴報能否派人領路，讓我報請警官們搜檢一下？
……
先問九個吧，實在不好意思再問下去了。
我不知道社長是不是明白：這裡出現的，從一開始就不是什麼“歷史問題”，而極有可能是刑事案件。因為偽造文書、偽造檔案、盜竊檔案，在任何國家都是重大的刑事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