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裡出什麼事了？”我搞不清楚，為什麼許多和我有關的事情總要在差不多同一時刻發生。
“你那個老爸……電話裡說不清，你還是快點回來。”
“我把公交車的玻璃砸破了。”
“什麼？你又惹禍了？”
“你帶一百塊錢到公交車總站來。”
“什麼？一百塊？那可是外婆半個多月的工資啊。”
那個年代，像我外婆工作了近一輩子的人，月工資還不到兩百元。我不是冷血到聽不出外婆彷彿被啃掉一塊肉的那種心疼感。
我把電話掛掉。
半個小時後外婆到了公交總站。
“怎麼了？到底怎麼了？”外婆心急火燎。
“你這個孫子沒人招他惹他，好好地把玻璃捶碎了。”公交車司機說。
“哎呦，我的小祖宗噯，你怎麼惹出這種事來？這可是要犯法的。我說師傅，你大人不計小人過，這一百塊錢您拿著。”外婆向公交車司機賠禮道歉。
“帶回去好好教訓一番。”
“我會的。”
在返回的公交車上，我把考試試卷被收繳的事和外婆說了，外婆又是搖頭又是捶大腿。
“怎麼會這樣？哪有這樣的女同學？這樣的女同學你搭理她幹什麼？你在鄉下受的兩年苦不白受了嗎？我和你媽都指望你考上華安二中呢。”外婆老淚縱橫。
“說不定只扣二十分。”
“可能只扣二十分嗎？整張試卷都收繳了，我說起航啊，你什麼時候才會懂事呢？你不知道外婆已經老了。”
“對不起。”我這才注意到，我在蔣村中學的兩年裡，外婆的頭髮幾乎全白了。
“我是要活活被你們父子氣死的。”
“爸爸出了什麼事嗎？”
“他？我都不好在這兒說啊。真丟臉啊。回家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