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好了。”我點頭說道，“姐，我沒有時間了，我需要很多錢。”
“……你要是想好了，明天就開始吧。”
僅僅一年的時間，我便賺到了七萬多元。
那一年我才十九歲。
和離家的時候相比，我早就變成了另一個人。
我變得千瘡百孔，也變得麻木不仁。
我感覺自己的潛意識中一直都在為自己開脫，無論我在做什麼事情，都可以說是為了重病的弟弟。
他是我一切行動的動機，可直到那一天，我和一個熟客敞開心扉，說出了我自己的困境。
“我曉得嘛……”熟客笑道，“好賭的爸、生病的媽，上學的弟弟還有破碎的家……我曉得。”
“什麼……？”
“你們這一行都是同樣的說辭嘛。”熟客笑著搖搖頭，“但你這娃也太實在了，光說弟弟生病，哪有客人會心疼的嘛？以後可以再多說一些，比如媽媽也病了，爸爸也病了。我反正是熟客嘛，也不跟你計較了，走吧，跟我去車上吧？”
或許，我就是在那一天徹底死亡的吧？
仔細想來有一種荒謬的宿命感。
爹孃說過，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命，而我所有的命，似乎都決定了我應該從事這一行業。
就連「生病的弟弟」，都被說成是「業內的統一說辭」，幾乎斷掉了我能為自己開脫的所有可能。
原來是這樣嗎？原來小莎、蘭蘭、甚至小雅姐，都有這樣一套相似的說辭嗎？
所以我還是那個我，不會獲得任何人信任的我。
也同樣是在那一天，我在熟客的轎車上聽到了電話聲，那是我新買的手機，也是爹孃打來的第一通電話。
我本想用這個電話和他們保持聯絡。
我本想逐漸恢復和家庭的聯絡。
我本想讓自己活得還像個人。
可娘在電話那頭哭著跟我說，亮娃的病情因為拖了很久而嚴重惡化，已經沒有辦法透過手術治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