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長開闢了一個新的體系，在他之前，文章大多是以厚重高雅而主的，而劉長的這套教材，通俗到了極點，那言語彷彿就是鄉野裡百姓的對話，甚至還出現了鳥跟其母交談，相擁而泣之類的東西。這個時代的人，即使要扯東西為自己所用，也不會將動物擬人化，牲畜就是牲畜，人就是人，豈能相提並論呢？
這極度粗俗的對話，語言，乃至整個文章的敘事結構，直接看呆了這群大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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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啊？
大漢目前最流行的是論，賦也可以。
比如賈誼的《過秦論》，晁錯的《貴粟論》，劉長這種東西，怎麼說呢，別說流行了，在群賢的眼裡簡直就是胡鬧。
儘管還是採取了文言的形式，可大量的口頭語，就像是後來的文言文遇到了白話文小說一樣，令人震撼，就是將《三國演義》這類小說放在漢朝，那也是粗俗不堪的，畢竟傳統意義上的小說是從魏晉開始起步，就是曹操所寫的那些詩，放在西漢初同樣是粗鄙不堪，只有詩經那類的詩才是真正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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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賢們都沉默了。
就在此刻，周昌卻不由得點著頭。
“好，好啊，簡單易懂，妙趣橫生，作為孩童啟蒙，最是合適！最重要的是這種形式，整個縣學，都可以採用啊！”
陸賈卻遲疑了起來，陷入兩難之中。
而其餘的群賢，則大多牴觸。
“不可！天下學問，以百家言之，這文中之事，無百家之言，粗俗不堪....更類小說家之街談巷語，道聽途說....”
要不是因為劉長，他們肯定是要說出最難聽的話，只是因為劉長和劉安的面子，他們方才忍住了心裡的鄙夷，在百家之中，有個小說家，這個學派倒也不是專門寫小說的，他們負責記錄民間街談巷語，並呈報上級等為主...而他們在百家裡的地位很低很低，難等大雅之堂，連農家都比他們要高好幾個檔次。
也並非是所有的大賢都反對。
其中也有支持者，就比如儒家的公羊壽。
公羊壽就認為：這種方式雖然沒有百家之言，可所蘊藏的，如孝，信等，都是各派所倡導的，完全可以應用，他甚至進一步說道：“如今的百家之學說，止步不前，用過去的辯論方式，用著過去的文章規格，過去的都已經滅亡了，怎麼還抱著這些東西不放手呢？？”
到這個時候，群賢開始譁然了。
他們迅速爭吵，而爭吵就不再是啟蒙教材，而是如今對文章的要求，簡單來說，是對文學“傳統規矩”的看法。
這就要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東西了，漢朝的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之爭。
這個簡單來說，就是儒家大量經典被燒燬，然後一些儒家就以口傳的方式傳下經典，結合如今的局勢，重新編寫經典，進行註釋，後來大漢又允許民間藏書了，然後大量的古籍出現，這些古文經典和如今的經典出現了巨大的差異，雙方就此開打，這麼一打，愣是打到了大漢滅亡。
而這位公羊壽，他本身名氣不大，但是他有個高祖父，這位高祖父在儒家有一定的地位，他還寫了一本在後來略微產生了些影響力的書，他的高祖父叫公羊高，寫的書叫《春秋公羊傳》，他的門徒被稱為儒家公羊派。
公孫壽還有一位弟子，也有點名氣，他叫胡母生。而胡母生這個人嘛，有個有點學問的同窗叫董仲舒，有個不成器的弟子叫公孫弘。
很多人都不知道，董仲舒就是儒家的一位主張大復仇主義的公羊派。
後來還成為了兩漢公羊派的“聖人級”大家。
看著眾人的辯論要朝著自己所聽不懂的方向發展，劉長趕忙叫斷了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