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媽的症狀是紮實的，
從表面完全看不出的腦袋裡，
撥開我之前幫她染黑的頭發，
在那裡面，有個地方累積了她的全部不快樂，
累積得終於滿額了，開始要造反。
五年級那年期末考試成績不理想，班裡只有兩個人比我差，一個父母剛剛離婚，據說分了家裡所有的菜刀，每天演一出淮海戰役，屬於社會原因；一個童年時高燒燒壞了腦子，智商和電視裡的警犬差不離，屬於健康原因；我什麼原因也不是，腦門上就貼個“懶”，無賴得要命，老爸和老媽聽說我加入了這樣一個組合，臉色掛得極其難看，罰了我一個月的零花錢，接著每天放學必須馬上回家，每個作業本都要經過檢查。沒幾天，我撐不住了，臉色蒼白奄奄一息，一副從辣椒水老虎凳下茍延殘喘出的彌留之氣。直到我把書包裡塞滿了不合季節而只是圖好看的裙子，再偷了個老媽的尼龍袋，裡面裝了一大把的零食，無花果，青梅，幹脆面。在鏡子前紮了個女俠式的馬尾辮——我要離家出走了。
我離家出走到三樓，就遇上了回家的老媽。她眼睛尖得很，咔咔咔就掃出我的原形，質問我：“你要幹嗎？你要去哪裡？”
“我，出去一次。”脖子剛剛硬出兩分長，老媽已經撩起手，指著我家的方向。
“給我回去！”
第一次離家出走，我連幹脆面都沒來得及吃一包，只能回家唱“北風那個吹”。
大學時朋友們商量了趁著放假去西安玩一次，然後一路深入，騎行去銀川，計劃增長得非常快，也非常地浪漫，沿途彷彿不會有風沙，不會有崴了腳的拖油瓶，也不會有三天兩頭爆胎的坐騎，和時間比慢而不是比快的火車。我們拿筆在紙上勾勒的是電影質感的畫面，粗糙得恰到好處，朦朧得意蘊悠長。可惜回家就被老媽用安全理由一口否決了，尤其是當她聽說組合構成只是我和另外兩名男生，她頓時露出觀摩我登陸《法制時空》做主角的表情，拋屍荒野都算淺的，搞不好被劫成了壓寨夫人。我不滿她的地域偏見，她駁斥回來說拉倒吧，她是對我有偏見。行，不讓我走我偏走，我倒要看看自己能不能保持完好地回來，我連頭發都不會在路上掉的，淨重毛重百分百吻合地回來。於是那算是我第二次離家出走，比起念小學那會兒，體能和智商，包括可動用的資金都大幅增長，最後我出逃得很順利，坐在朋友的腳踏車後座上恨不得朝家的窗戶，窗戶裡的老媽奮力地揮手。
代價就是等我掉了七斤肉回來——活活地從身上流失掉一頓蹄髈湯，老媽跟我慪了一個月的氣不說話。我的心情跌宕出一個sony的vaio標誌圖案，波峰，谷底，波峰，谷底，肯定，否定。前三天恨明明是她不講理，後三天恨她還真狠心，接著的一個禮拜就是嘟著嘴，心虛出紙片那麼薄的厚度，紙片和紙片每天堆疊到一起，後來我落了敗，首先跟老媽道歉。她洗著手裡的一把芹菜，沙沙的聲音和清潔的香味，她問我：“那給你的錢花剩了多少？”我不解：“什麼錢？沒拿你錢呀。”老媽手在圍兜上擦：“怎麼沒給？怕你有事，不是往你錢包裡塞了1000塊嗎？”我呆了半晌：“我的錢包裡沒有呀。”問她，“你說哪個錢包？”她比畫了一個趨近於圓形的正方體：“上面有蝴蝶圖案的，不是嗎？”我一跺腳：“搞什麼呀！那才不是我的錢包好吧！”便宜結果讓章聿撿了去，她之前落在我家裡的，被我在出走前無知無覺地歸還出筆鉅款。我電話裡跟章聿講述，她她恍惚好幾天了，怎麼也記不起這錢是哪兒來的，想到耶穌從口袋裡源源不絕取出五餅二魚分給世人的神力，那幾天恨不得把錢包供起來。“不過你老媽連你錢包長什麼樣也不認得嗎？”“對啊我也是這麼說她的！”我還怪她對我觀察太不夠細微了，是身為母親的失格，往後下去，轉眼就要連我長什麼樣也不知道吧！好了我們扯平啦！
我從駕駛座上打了一個惡寒坐起來。
前方的紅燈好像轉綠了良久，後面不耐煩的佇列開始朝我按出f字頭的喇叭。我卻依然拿不準主意是該直行還是左轉。後方的催促在聲音上又加了光，打出的燈柱猶如雙手推搡著我。我松開油門，方向盤在前面左轉。往左是承載了部分動車和大部分國內航班的交通樞紐。
如果老媽想去麗江，如果她實施了行動，這是我在兩手空空後遲早要來的地方。我回味著與她先前的聊天。一支筆描摹的次數多了，可能性彷彿就在我自己的意志下不斷增加，幾乎要成為事實。她想去麗江散心是真的，她逐步發現自己把日子過得有些蹊蹺，不如意太多，沒有絲毫如意的事，她不開心，什麼都記不起來的一瞬又一瞬裡，空白的大腦卻還提供了一個黑色的小點，代表她的不開心，這一個小黑點使她在那些空白中感到了安全。她對“抑鬱症”這個詞沒什麼概念，偶爾聽到也覺得那是年輕人們拿來抬舉自己懦弱和無能的藉口。可她的的確確地在一個下滑的趨勢裡，身體和心理，老媽覺得散心也許是個不錯的方法，而麗江可能是個不錯的地方。
她的念頭就是這樣來的。
我把車停穩沒多久後，老爸打車也趕來了，我們焦慮起來的時候，便有了更接近的父女之間的相貌，他的眉毛擰得非常用力，表示此刻依然是傷痛感佔了心情的上風，還未至於淪落到頹喪和害怕中去。
我們繼續兵分兩路，他去派出所設在機場內的執勤辦公室，我直奔服務臺，沿路脖子轉得快要脫臼，一個腳步稍微遲緩的小小的背影都能讓我在剎那激出汗水。以老媽的習性，飛機不太會是她的第一選擇，她總嫌飛機節奏太快。動車倒是乘過幾次，而去往麗江的車次，在兩個小時後還有一班。
我被不斷湧現的希望快要鼓譟得堅信，老媽一定就在動車的候車廳裡。可惜老爸打來電話，在我的腳步正愈加輕快地跑向那個虛無的終點時，他說“你來一下，找到了”，跳過我大嗓門的“啊”他接著說“你老媽在這裡”。我說“哪裡”，他說“還能是哪裡”。
她的表情很委屈，委屈得像個年幼的孩子。是皺紋或鬢角的白發都損失不去的單純的委屈。她看見了我，老媽從凳子上站起來，指著我對旁邊的一位警員說：“你看看，我女兒，我是她媽媽，你看看我們一家三口，你都看得見的呀。我會是那種偷人東西的人嗎？”
“……怎麼了？”我眼睛瞪出一圈不安的圓。
“你母親把別人放在旁邊的行李提走了……”警員一口很標準的普通話，將很刺耳的事說得沒那麼刺耳一點。
“別人？誰？”我在屋子裡找著那個被忽然失蹤的行李嚇得腿軟的“受害人”。後來聽說是位“她”，好在姑且認為是好在）她眼睛一撩就看見十米開外有個矮小的背影正提著自己的行李她對警員說的是）一溜兒跑。她“哎！”“哎！”“有小偷！”“明搶啊！”地將四周的路人都網成了目擊者，旋即老媽發現自己在明裡暗裡的目光，和一堆追趕上來的踏步聲中被攔住時，她的嘴張成一個“什麼啊”。
“我記錯了呀，我糊塗了呀，我是真的記錯了而已呀。誰要她的行李啊，我吃飽了噢？”老媽或許在之前已經臉色氣紅過幾次，這次已經調動不出什麼血液來了，她只是反反複複這一句話，然後一手就抓著我沒有松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