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到，唐代商品性農業發展和農産品的商品化在廣義農業的許多方面均有所表現，不僅表現在糧食作物的種植生産和大量銷售以及磨粉、釀酒、榨油等農産品技術加工業方面，而且表現在茶葉、甘蔗、桑、麻、棉花、蔬菜、水果、花卉、藥材等經濟作物的種植生産及畜牧業、林業、漁業和副業等方面。雖然各個方面表現出來的商品性發展水平和商品化轉化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共同反映了唐代社會經濟的一些新的態勢和動向，所顯示出來的經濟意義及其廣泛影響無疑是值得重視的。比較而言，唐中期以後南方茶葉的商品性生産地域廣，産量大，程度高，形成了大面積的專業化産茶區和眾多名茶産區，代表了唐代商品性農業發展的最高水平；唐代糧食長途販運繁忙，南糧北運規模浩大，打破了先前“千裡不販糴”的狀況，同時糧食市場龐大，銷售旺盛，則突出代表了農産品商品化的廣泛性。學界研究表明，唐代商品性農業發展和農産品的商品化産生了多方面多層次的一定影響——推動了社會經濟區域性專業分工的擴大、交通運輸業的繁忙、餐飲旅店業的發展和地區間經濟聯系的加強，促成了草市、墟市等地方性初級市場的産生成長，增強了南方揚州、杭州、蘇州、常州、荊州、湖州、饒州、蘄州、衡州、益州等大城市的經濟地位和經濟職能，並以這些城市的綜合市場和集散市場為中心構成了充滿活力的市場網路和連線各地的經濟體系，整體上推動了社會經濟的顯著發展。到唐後期，江南的草市、墟市發展更快，有一些因地位逐漸重要而上升為縣治。到宋代，江南草市、墟市進一步發展，除上升為縣治和軍鎮者外，多數發展為經濟型市鎮，引起了市場結構、城市佈局結構和城市經濟職能的進一步變化，緊連州縣城郭的草市則發展為商業區，與舊城連為一體，並導致了坊市制的破除，[）打破了中唐以前城市官市對商品交易的壟斷局面，市場機制有了發揮作用的更加自由和寬闊的舞臺，從而促進了商品經濟的巨大發展。需要強調的是兩稅法實行之後，賦稅徵錢，廣大兩稅戶的許多農産品以及生活必需品被迫拿出去售賣，完成了商品化，但這種商品化不是建立在農業生産充分發展的堅實基礎之上，而是一種限於流通領域的泡沫虛假現象，不能視為正常的農産品商品化情形。
茶葉商品性生産自中唐以後的迅猛崛起既成為唐代商品經濟的一個突出亮點，也進而對唐代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産生了多方面的影響和推動。第一，茶葉的商品性生産使得南方許多山地和丘陵被開闢為茶園，拓展了農業生産的地域空間，土地資源得以深度開發和充分利用，茶葉生産代替糧食生産成為了這些地區的主業，形成了專業化的生産區域，從而改變了當地鄉村的種植結構和經濟結構，改變了當地的農業經營方式和生産關系，農戶成了茶戶，農民成了茶農，他們不再主要生産糧食，而是以種茶賣茶為生，生産生活的方式與以前大不相同，規模較大的茶葉生産也開始使用季節性的僱工勞動，勞動力具有了商品的某些意義，出現了一點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萌芽，這就進一步改變了當地的經濟發展形態。第二，茶葉的商品性專業化生産保障和促進了茶葉流通以及銷售的繁榮，巨大的茶葉消費又使得大量商業資本湧入到産茶區，對茶葉的商品性生産起到了刺激和拉動作用，茶葉産銷相互促進、供需兩旺，形成了通暢的産銷網路。茶葉的生産、流通和消費，猶如條條紅線，從産茶區輻射開來，密切了茶葉産區與全國其他地區包括城市和鄉村間的商貿往來，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甚至加強了與吐蕃、回紇等少數民族政權地區的經濟聯系，加深了民族交往和民族關系。第三，茶葉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成為唐德宗之後政府改變其前期自由放任的茶葉政策，轉而實行稅茶、榷茶政策的一個主要原因，引起了政策調整和制度變革，也進而改變了政府的財政收入結構。德宗貞元九年茶稅成為獨立稅種，徵得40萬緡，後來經常維持在50萬緡至60萬緡，文宗太和年間達到100萬緡，成為政府財政收入戶部司）較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政府財政貨幣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第四，茶葉商品經濟在南方的增長與繁榮，與其它經濟門類相互促進，使得南方經濟發展迅速，其經濟總量在國家經濟總量中的分量日益加大，地位逐漸提高，有力地推動了中唐以後經濟重心的南移程序。第五，茶葉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不僅改變了産茶區人們的生活方式，還進而引起了更大範圍內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中唐以後，飲茶之風迅速從南方向北方蔓延，並進一步擴散到周邊少數民族地區，茶葉不但成為廣大勞動人民消渴解乏的日常飲品，而且尤為社會上層和知識分子所喜愛，併成為了一種精神消費品，講究清雅、崇尚意境的茶文化開始産生並逐步蔚然成風，喝茶品茗成為廣大範圍內的雅俗共享的消費時尚。
總之，如果從這些方面來說唐代茶葉的商品性生産産生了歷史性或革命性的作用，推動了唐代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是有道理的。
不過，尚須指出的是，茶葉的商品性生産不但包括茶樹種植和茶葉採摘，而且包括茶葉的焙制和包裝等，實際上包含著農業勞動和手工業勞動，磨粉、釀酒、榨油、甘蔗製糖、絲綿麻紡織等行業也有同樣情形，因而這些農業領域的商品性生産是與相關手工業行業的發展相得益彰的，但是這種商品生産流程上的農工不分，也正說明種植業和手工加工業尚未脫離而各自走上專業化的道路，表明這些商品性生産行業在分工方面還有相當的侷限。此其一。其二，唐德宗建中三年以後，政府改變了前期自由放任的茶葉政策，轉而實行了稅茶和榷茶之策，並出臺實施了相關法令和制度，開始將茶葉經濟納入為政府財政利益和統治利益服務的軌道，從而極大地限制了茶葉經濟的正常執行。[）自身發展的侷限，尤其是由政府制定的制度障礙共同束縛了唐代茶葉商品經濟的蓬勃發展。
從經濟總量來說，官僚貴族、富商地主等統治階層zhan有越來越多的良田沃土和山林川澤，應是唐代商品性農業和農産品商品化發展轉化的主角和最大受益者，從中獲取了大量利潤與財富。“茶戶”、“園戶”、“橘園戶”、“酒戶”、“漁戶”、“桔戶”、“磑戶”、“磨家”、“屠家”、“賣麩家”、“賣菜家”等專業化的商品生産戶，已經脫離糧食生産而走上了獨立化的小商品經營道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這些專業戶在整體上不斷增多，分佈空間不斷擴充套件，反映了唐代農業在社會分工方面的不斷細致化和專業化，也反映了農業經濟結構趨向多元化和最佳化的一些發展。與官僚貴族、富商地主相比，這些獨立的一支支的經濟力量雖然十分弱小，但他們也是唐代商品性農業發展和農産品商品化新的態勢和動向的具體實踐者，並因此改變了男耕女織的生産生活方式而完全或主要依賴專業化的小商品經營為生，與市場發生了唇齒相依般的緊密聯系，代表了個體小生産農業經濟新的發展模式。他們生産的商品積少成多、彙流成河，有力地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其意義也不容忽視。
當然，唐代商品性農業發展和農産品商品化還呈現出地區間的不平衡性，長江中下游地區和東西兩川的水平和程度最高，其它地區相對落後。花卉生産主要是為了滿足城市消費，茶葉、甘蔗、水果、蔬菜等的種植生産也有區域性特徵，這雖然意味著地區性分工的擴大以及必然帶來的地區間商貿的加強，但不平衡性和區域性也正說明並非是全國性的發展形勢。從這個意義上，對唐代商品性農業發展和農産品的商品化又不宜估價過高。研究表明，宋代承繼唐代餘緒，商品性農業有了更高水平的發展，農産品的商品化也更加廣泛，成為兩宋時期空前繁榮的商品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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