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經濟作物的種植生産方面
唐代商品性農業的發展還表現在經濟作物的種植開發方面，其中茶葉的商品性生産是最為突出的亮點。桑麻棉花、甘蔗、水果、蔬菜以及藥材、花卉等的種植生産，也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商品性經營和商品化趨勢。
1、茶葉的商品性生産唐代茶葉生産已經完成了從採摘野生茶葉到科學種植茶葉的轉化，生産方式有了質的飛躍，在茶樹栽培、茶園管理及茶葉製作方面均取得了長足進步。唐代茶葉的商品性生産自唐中期以後異軍突起，不僅表現在茶葉産量的巨大、茶葉名品的湧現上，而且表現在茶葉貿易的繁榮以及龐大茶葉消費市場的形成上。這可從以下典型史料得到證明。唐德宗朝朝散大夫封演所撰《封氏聞見記》卷6《飲茶》載玄宗開元年間，飲茶風俗迅速從南方長江流域漫延到北方黃河流域，“自鄒、齊、滄、棣，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其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甚多……於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穆宗長慶元年李珏奏疏有雲：“茶為食物，無異米鹽，人之所資，遠近同俗。既祛渴乏，難舍斯須，田閭之間，嗜好尤切。”[10](卷17－4504)陸羽《茶經》卷下《六之飲》也載飲茶在“兩都荊俞間，以為比屋之飲”，足見飲茶之俗已經風靡全國，貴賤皆好，茶葉迅速成為大宗商品並廣泛流通，南茶北運通暢繁忙，茶葉貿易熱鬧非凡。而這又反過來促使各地産茶區湧現出了眾多名優茶葉，陸羽《茶經》、裴汶《茶述》、李肇《唐國史補》皆有舉列，以《唐國史補》記載最祥，曰：“風俗貴茶，茶之名品益眾，劍南有蒙頂石花，或小方，或散牙，號為第一；湖州有顧渚之紫筍；東川有神泉、小團、昌明、獸目；峽州有碧澗、明月、芳蕊、茱萸；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嶽州有浥湖之含膏；常州有義興之紫筍；婺州有東白；陸州有鳩●；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壽州有霍山黃牙；蘄州有蘄門團黃，而浮樑之商貨不在焉。”真可謂名品繁多，爭香鬥芳。據史籍記載，許多名茶還作為商品流入到吐蕃和回紇地區，德宗貞元以後並出現了大規模的與回紇之間的茶馬貿易。這一切表明茶葉的商品性生産已經作為一門新興行業迅速崛起，生機蓬勃，其中還出現了一點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萌芽，《太平廣記》卷37《陽平謫仙》條引《仙傳拾遺》載，“九隴人張守珪，仙君山有茶園，每歲召採茶人力百餘人，男女傭工者雜處園中”。張守珪經營大面積茶園，並使用了出賣勞動力的僱工進行商品生産，具有了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某些特徵。
唐代的東西兩川以及長江、淮河流域及其以南地區都産茶，形成了不少名茶産區和茶葉集中生産區，茶葉的種植面積擴大，從業人數增多，呈現出專業化程度很高的發展特點。《冊府元龜》卷510《邦計部.重斂》載：文宗太和時，“江淮人什二、三以茶為業”。開成五年，鹽鐵轉運司《禁園戶盜賣私茶奏》載武宗時，“江南百姓營生，多以種茶為業”。[2](卷967，p10043)張途《祁門縣新修閶門溪記》說歙州祁門“邑之編籍民五千四百餘戶，其疆境亦不為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土。千裡之內，業於茶者七八矣。由是給衣食、供賦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黃而香，賈客鹹議，愈於諸方。每歲二、三月，齎銀緡繒素求市，將貨他郡者，摩肩接跡而至。雖然，其欲廣市多載，不果遂也。或乘負，或肩荷，或小轍，而陸也如此。縱有多市，蔣泛大川，必先以輕舟寡載，就其巨艎，蓋是閶門之險”。懿宗鹹通元年六月到三年二月，閶門溪經過修整，行船通暢，“不獨賈客巨艘，居民業舟，往複無阻，自春徂秋，亦足以勸六鄉之人業於茗者，專勤是謀，衣食之源，不慮不憂。”[2](卷802，p481)李商隱《為京兆公乞留瀘州刺史冼宗禮狀》載，“瀘州所管五縣……郡連戎僰，地接巴黔，作業多仰於茗茶，務本不同於秀麥”。[2](卷772，p8048)孫樵《書何易於》載綿州巴西郡“益昌縣）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2](卷795，p8334)可見許多地方出現了一批脫離糧食生産而專門從事茶葉生産的“茶戶”和“園戶”，這些專門戶完全以茶葉的商品生産為生，“專勤是謀”，茶葉成為他們的“衣食之源”，已經廣泛地捲入到商品經濟之中。栽培茶葉代替種植糧食成為這些地區人們的主業，突出反映了當地商品性茶葉生産的發展，同時也帶動了茶葉流通和茶葉市場的繁榮。
唐代還出現了許多因為茶葉貿易而形成的地方茶市，甚至區域性茶市，同樣反映了茶葉的商品性生産。著名的茶葉市場除上述歙州祁門外，還有饒州浮樑。史載浮樑縣茶葉産量巨大，“每歲出茶七百萬馱，稅十五餘萬貫”。[9](卷28《江南道四》，p672)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就講到商人“前月浮樑買茶去”，是到浮樑購買運銷茶葉。晚唐楊華《膳夫經手錄》記載浮樑茶行銷各地，“今關西山東，閭閻村落皆吃之”。蘄州茶、鄂州茶、至德茶也“自陳蔡已北，幽州已南，人皆尚之，其濟生收藏榷稅，又倍於浮樑矣”。衡州衡山茶則“自瀟湘達於五嶺，皆仰給焉”。[25](p14)劉津《婺源諸縣都制置新城記》載，文宗“太和中，以婺源、浮樑、祁門、德興四縣，茶貨實多，兵甲且眾，甚殷戶口，素是奧區”，[2](卷871，p9116)也是著名的茶葉集散地。
經營茶葉的茶商在唐代已經成為一支人數眾多、資金雄厚的商人隊伍。前引張途《祁門縣新修閶門溪記》已有反映。杜牧《上李太尉論江賊書》指出，江淮一帶，“茶熟之際，四遠商人，皆將錦繡繒纈金釵銀釧，入山交易。婦人稚子，盡衣華服，吏見不問，人見不驚”。[2](卷751,p7788)《太平廣記》卷24《劉清真》條引《廣異記》載，玄宗天寶年間劉清真“與其徒二十餘人於壽州作茶，人致一馱為貨。至陳留遇賊，或有人導之令去魏郡”，向北方運銷茶葉。《太平廣記》卷172《崔碣》條引《唐闕史》載唐末洛陽商人王可久，“歲鬻茗於江湖間，常獲豐利而歸。是歲，又笈賄適楚，始返楫於彭門，值龐勳作亂”雲雲。《太平廣記》卷290《呂用之》條引《妖亂志》記呂用之的父親呂璜，“以貨茗為業，來往於淮浙間。時四方無事，廣陵為歌鐘之地，富商大賈，動逾百數，璜明敏，善酒律，多與群商遊。”能夠與富商大賈交遊為伍，說明呂璜的茶葉生意做得很大。許渾《送人歸吳興》詩，以“春橋懸酒幔，夜柵集茶檣”[15](卷531，p6069)形容湖州茶葉外銷數量之巨。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詩，用“水門向晚茶商鬧，橋市通宵酒客行”[15](卷406)形容汴州茶商之多。唐代劍南三川也是重要的産茶區，許多北方商人前來運銷茶葉，直到唐末，“西川富強，祗因北路商旅，託其茶利，贍彼軍儲”,[26]卷2《請巡幸江淮表》）地方政府透過向茶商徵稅而大獲利益。
2、桑麻棉花的種植生産唐代均田令有雲，“永業之田，樹以榆、棗、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數”，[24](卷51《食貨志一》，p1342)把農作物的種植和用材林及經濟林木的種植結合起來，規定永業田內要種植一定數量的榆樹、桑樹和棗樹也種植柳樹等樹種）。唐律還規定由鄉村裡正監督各戶依法種植，即“諸裡正，依令：‘授人田，課農桑’……若）應課植桑、棗而不植……合笞四十”。[27](卷13《戶婚律》裡正授田課農桑違法條，p249)這就突破了單一種植生産農作物的侷限，反映出唐代廣大農村農林間作、亦農亦林的種植模式和農林並重的經濟特色。
唐代養蠶絲織的地區幾乎遍佈全國，可劃分為三大主要地區：一是河東區，包括河南、河北二道；一是巴蜀區，包括劍南道和山南道的一部分；一是吳越區，包括淮南、江南兩道的大部分，[28](p297－298)分別屬於黃河下游、長江上游和長江下游。張廷珪《請河北遭旱澇州準式折免表》就說“河南、河）北，桑蠶倍多”。[2](卷269，p2733)三大區外，京城長安以西的廣大地區也盛産桑麻。玄宗朝，“中國強盛，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裡，閭閻相望，桑麻翳野”。[22](卷216天寶十二載，p6919)北方地區同樣種桑養蠶，王昌齡《塞上曲》雲，“秋風夜渡河，吹卻雁門桑”。[15](卷140，p1421)可見植桑絲織分佈東西南北，幾遍全國。《大唐六典》卷20《太府寺》把全國各地絹的質量分為八等，宋州、亳州所産位列第一，反映的是唐前期的情況。中唐以後，南方絲織業水平超過北方，以浙西所産絹帛最為著名。
唐代麻有大麻、苧麻、蕉麻、葛麻、苘麻等許多品種，長成收割經漚制後可以製成麻絲、麻織品和麻衣。從《大唐六典》卷3《尚書戶部》所載諸道貢麻情況以及卷20《太府寺》所列諸州麻布質量等級分為九等）來看，唐代大多數地區均産麻，其中江南地區麻布産量較多，並大量用於賦稅折納。《大唐六典》卷20《太府寺》載右藏暑有益州之“弓弩弦麻”和“涇丹鄜坊等州之麻”，可證這些地區的麻屬精品。唐代益州的麻質量上乘，最受歡迎，時稱“蜀麻”。除了進貢以外，蜀麻成為暢銷江淮地區的大宗商品，杜詩：“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15](卷229杜甫《夔州歌十絕句》，p2508)“風煙渺吳蜀，舟楫通鹽麻”；[15](卷221杜甫《柴門》，p2336)“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荊門”，[15](卷221杜甫《客居》，p2331)就反映了蜀麻的大量外銷。嶺南地區則是棉、麻的混合栽植區，中唐詩人王建說嶺南“白氎家家織，紅蕉處處栽”。[15](卷299王建《送鄭權尚書南海》，p3400)白氎指的是白棉布，紅蕉指的是蕉麻。《大唐六典》卷3《尚書戶部》載嶺南道“厥賦蕉、紵、落麻”，看來嶺南麻産質量也不錯。嶺南的白葛夏布也是上品，屬唐廷徵調之物。中唐詩人鮑溶《采葛行》雲：“春溪幾回葛花黃，黃麝引子山山香。蠻女不惜手足損，鈎刀一一牽柔長。葛絲茸茸春雪體，深澗擇泉清處洗。殷勤十指蠶吐絲，當窗嫋嫋聲高機。織成一尺無一兩，供進天子五月衣。”可證白葛夏布製作精良，有剩餘時，“蠻女將來海市頭，賣與嶺南貧估客”，[15](卷487鮑溶《采葛行》，p5538)進行一些商業買賣活動。
種植桑麻棉花，養蠶絲織成布是農民家庭耕織結合經濟的重要組成，所得綾絹絁等絲織品和布等棉麻織品或棉麻原産品）要向政府交納丁調或者以庸代調，即唐賦役法所雲“調則隨鄉土所産，綾絹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絁者，兼調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每日三尺”。[10](卷48《食貨志上》，p2088)所餘絲麻産品，尤其是絲織品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作為商品出賣是在所必然的。胡如雷先生指出，從全國農民普遍植桑可以證明，“唐代市場上出現的絹帛，絕大多數都是農民經濟中家庭織婦的産品”。[29]鄭學檬先生也指出，“隋唐時期，絲麻棉織物一直是交換中的重要商品，是官民私有財富的重要組成部分”。[30]京城長安西市就有“絹行”，[5](卷363《王訴》條引《幹●子》)也有“帛肆”，[2](卷692白行簡《紀夢》，p7102)宣陽坊還有專門的“彩纈鋪”。[31]玄宗天寶年間，東西兩京“絹一匹二百一十文”，[14](卷7《食貨.歷代盛衰戶口》，p152)價格相當便宜。《唐語林》卷4《賢媛》載玄宗時採用夾纈法印染的織物，“遍於天下，乃為至賤所服”。研究表明，由於各地紡織品的價格差較大，從事紡織品販運銷售的商人很多，市場上的絲行、絹行、帛肆、衣肆等很多，品種也劃分得很細。幽州等地工商行有22行，其中絹帛行有12行，即絹行、大絹行、小絹行、新絹行、小彩行、彩帛行、絲綿彩帛絹行、絲絹彩帛行、□□帛行、□□綿行、總棉絲絹行、幞頭行。[12]《天寶二年交河郡市估案》載有帛練行、彩帛行等絹帛行，還有□布行，經營的商品有常州布、維州布、火麻布、貲布、小水布等，均載有各種絹帛、布匹的“上、次、下”三種官方指導價。值得注意的是，絹帛中提到的如梓州小練、河南府生絁、蒲陝州絁以及布行中提到的常州布、維州布均非交河郡本地所産，說明瞭這些産品的長途運銷，絹、布的原産地很多，又反映了長途運銷的範圍之廣和規模之大。
絲絹、麻布、棉布等的具體販運和銷售情形也多有記載。《新唐書》卷50《兵志》載玄宗天寶年間，“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彩，食梁肉”。《太平廣記》卷485《東城老父傳》載玄宗朝賈昌在長安，“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疊布”，又載德宗朝賈昌之子賈至德，“販繒洛陽市，往來長安間”。《太平廣記》卷105《陳哲》引《廣異記》載臨安商人陳哲，“家住餘杭，精一練行……富於財”；卷261《柳氏婢》引《北夢瑣言》載cd通衢有鬻綾羅者”，還有“賣綾絹牙郎”從中促合交易。就是桑葉也有被作為商品出賣的情形。《太平廣記》卷133《王公直》條引《三水小牘》記懿宗鹹通十一年洛陽一帶饑荒嚴重，新安縣慈澗店北村民王公直有桑數十株，當時桑葉“一斤值一鍰”，價格很高，他乃“荷桑詣都市鬻之，得三千文，市彘肩及餅餌以歸”。皮日休詩雲：“中婦桑村挑葉去，小兒沙市買蓑歸”，[15](卷613《西塞山泊漁家》，p7065)反映的也是農村賣桑葉的情況。學界認為唐代已出現了專門植桑賣桑的專業戶，反映出唐代桑葉種植的商品化傾向。白居易詩“吳綿細軟桂布密，柔如狐腋白似雪”，[15](卷435白居易《醉後狂言酬贈蕭殷二協律》，p4823)盛贊桂管地區所産棉布。《玉泉子》載左拾遺夏侯孜“常著桂管布衫朝謁”，文宗問衣衫太粗，夏侯孜說“桂管産此布，厚可以禦寒”，文宗“亦效著桂管布，滿朝皆仿之，此布為之驟貴也”。杜甫《新制布裘》雲：“桂布白似雪，吳錦軟於雲。布重綿且厚，為裘有餘溫。”[15](卷424668)說明“桂布”或“桂管布”已經成為一個知名品牌，並千裡轉運，遠銷京城長安。唐代西州地區盛産棉花，棉織業十分發達。《舊唐書》卷198《高昌傳》載西州“有草名白氎，國人採其花，織以為布”，說的就是棉布，也稱紲布。《大唐六典》卷3《尚書戶部》記西州貢白氎，吐魯番出土文書多有記載西州種紲、以紲布交納庸調、借貸以及官府和市紲布等情形，證明瞭西州植棉業的普遍和棉織品的商品化。王仲犖先生還撰有專文闡述西州種植棉花以及銷售棉布的廣泛性。[32]唐代中原地區的棉織業也開始發展，唐末韓鄂的《四時纂要》卷2詳細記載了落種、施肥、疏土等“種棉法”，總結的就是中原地區的植棉技術。李肇《唐國史補》卷下雲：“凡貨賄之物侈於用者，不可勝記，絲帛為衣，麻布為囊，氈帽為蓋，革皮為帶，內丘白瓷甌，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指出絲織棉麻品消量巨大，成為了大宗的和普通的商品。
3、甘蔗種植和蔗糖生産甘蔗在南北朝時期已有種植，主要用榨汁法制作蔗漿。唐太宗和唐高宗時曾兩次派人去印度學習製糖法，並取得了成功。劍南、嶺南和江南是唐代蔗糖的主要産區，有冰糖和白糖之分，為進貢之物。襄州種植甘蔗的技術領先，向來貢種蔗蒻之工，大歷十四年十月才停罷。[10](卷12《德宗紀上》，p323)中唐以後甘蔗種植業和製糖業相互促進，王灼《糖霜譜》載：“甘蔗所在皆植，獨福唐、四明、番禺、廣漢、遂寧有糖冰，而遂寧為冠……唐大歷中，有鄒和尚者，始來小溪之傘山，教民黃氏造霜之法，傘山在縣北二十裡，山前後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戶十之三……凡蔗最困地力，今年為蔗田者，明年改種五穀以息之。”可見遂寧已有種蔗製糖的專業戶，所産蔗糖要作為商品出售無疑。直到宋代，劍南遂寧仍是全國蔗糖業中心之一。江南一帶的甘蔗種植也很普遍，呂渭用“江南仲冬天，紫蔗節如鞭”[15](卷488)的詩句加以描述。
甘蔗和蔗糖産量較多，已成為唐人日常消費品。《唐大和上東徵傳》載天寶初年鑒真東渡日本，所帶物品中有“胡椒、石蜜、蔗糖等五百餘斤，蜂蜜十斛，甘蔗八十束”。唐中晚期，蔗糖的商品性生産還發展到了北方。唐人李匡乂《資暇集》卷下《李環餳》載：“蘇乳煎之輕餳，鹹雲十年來始有，出河中。餘實知其由，此武臣李環家之法也。餘弱冠前步月洛之綏福裡，方見夜作，問之，雲乳餳。時新開是肆，每斤六十文，明日市得而歸。不三數月，滿洛陽盛傳矣。開成初，餘從叔聽之鎮河中，自洛招致餳者居於蒲，蒲土因有是餳。其法寧聞傳得，唯博□軍人竊得法之十八九，故今奉天亦出輕餳，然而劣於蒲者，不盡其妙焉。”唐末詩人陸龜蒙詩雲“江商賈蔗餳”,[15](卷623陸龜蒙《江南秋懷寄華陽山人》，p7169)可見蔗糖已被大量運銷。《清異錄》捲上《清灰蔗》載，“糖坊中人盜取未煎液，盈碗啜之”，看來也有了專門的製糖作坊。糖坊煎液製糖，其商品性生産的性質自無疑問。
4、蔬菜、水果的種植生産唐代專門種植蔬菜的專業戶已經出現。《太平廣記》卷16《張老》條引《續玄怪錄》載張老為“揚州六合縣園叟也”，自稱“灌園之業，亦可衣食”。張叟老年新婚後，“園業不廢，負穢钁地，鬻蔬不輟”，完全依靠種菜賣菜生活，屬個體蔬菜種植的小商品生産。陸龜蒙《江邊》詩記蘇州某菜農種菜達十畝之多，[15](卷629，p7225)也應是個體小商品蔬菜生産。《太平廣記》卷232《張存》條引《酉陽雜俎》載，“大歷中，高郵百姓張存,以踏藕為業”，是專種蓮藕以求利。詩人高適途經鄴縣，感嘆縣城以西的林慮山“秋韭何青青”，[15](卷629高適《宋中遇林慮楊十七山人因而有別》，p2202)則是大面積種菜。文宗太和四年五月，劍南西川宣撫使崔戎奏曰：“西川稅科，舊有青苗，如茄子、姜、芋之類，每畝或七、八百文，徵斂不時，煩擾頗甚”，[11](卷488《邦計部.賦稅門》)可證西川廣泛地種植茄子等蔬菜，並要向政府交納青苗稅，其商業種菜形成了相當規模。《全唐文》卷971《議覆收買京城坊戶菜園條例奏》說京城坊市人戶的“菜園”，“本主佔佃年多，以鬻蔬為業，固多貧簍”，已有租佃菜園而種菜賣菜的經營情形。日本學者大澤正昭探討了唐代蔬菜生産中的商品性經營現象，[33]可以參看。
唐代專門出售蔬菜的菜市、菜行也已出現，表明了蔬菜銷售的廣泛和普遍。《太平廣記》卷159《定婚店》條引《續幽怪錄》載貞觀二年宋城“菜市”有“賣菜家”陳姓老婦，“鬻蔬以給朝夕”、專靠賣菜謀生。幽州則有“椒筍行”,[12]說明菜市已經按照蔬菜品種分為若幹行。具體的蔬菜銷售也見諸史端。《清異錄》捲上載，“崔遠家墅在長安城南，就中禊池産巨藕，貴重一時”。鄭谷《峽中寓止二首》雲“江春鋪網闊，市晚鬻蔬遲”[15](卷677712)。杜荀鶴《送人遊吳》雲“夜市賣菱藕，春船載綺羅”。[15](卷691，p7925)《太平廣記》卷152《鄭德璘》條引《德璘傳》、《傳奇》載“貞元中，湘潭尉鄭德璘家居長沙，有親表居江夏，每歲一往省焉。中間涉洞庭，歷湘潭，多遇老叟棹舟而鬻菱芡”。吐魯番阿斯塔那184號墓所出《唐家用帳》載“買菜用九文”，[19](p294)即買菜花費了九文銅錢。薺菜成為兩京地區人們喜食的蔬菜。高力士晚年被流放到巫州，見到當地生長著許多薺菜但無人採食，因感嘆道：“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採，夷夏雖不同，氣味終不改。”[10](卷184《高力士傳》，p4759)這則史料不僅說明長安、洛陽都有菜市，而且有野菜出售。野生竹筍、蕨菜也是人們喜愛的菜餚，白居易《食筍》詩：“此州乃竹鄉，春筍滿山谷，山夫折盈抱，抱來早市鬻。物以多為賤，雙錢易一束。”[15](卷4載，“王鯨逢賣蕨姥，黃衣破結，有譏色，憫之，乃以千錢買蕨”。人們採集野生蔬菜以出售，實現了蔬菜的商品化。
唐代蔬菜生産以種植蓮藕為普遍，凡湖泊池沼所在皆産。白居易《餘杭形勝》雲“繞郭荷花三十裡，拂城松樹一千株”[15](卷443，p4961)，盛贊杭州植蓮景色。杜荀鶴《送友遊吳越》雲“去越從吳過，吳疆與越連。有園多種橘，無水不生蓮”，[15](卷691，p7926)說的是蘇州種植蓮藕柑橘的情形。越州、洪州等地也盛産蓮藕。徐彥伯《採蓮曲》詩：“妾家越水邊，搖艇入江煙……折藕絲能脆，開花葉正圓。”[15](卷76，p824)李頎《採蓮》詩雲：“越溪女，越溪蓮，齊菡萏，雙嬋娟。嬉遊向何處？採摘且同船。”[15](卷155)杜牧《懷鐘陵舊遊四首》說洪州“一宣告月採蓮女，四面朱樓卷畫簾”。[15](卷523，p5877)
柑桔是唐前期産量很高的水果，在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種植廣泛。張籍《江南行》有：“江南人家多桔樹，吳姬舟上織白苧”；[15](卷382，p4288)李紳《桔園》說：“江城霧斂輕霜早，園桔千株欲變金”；[15](卷481，p5478)張九嶺《初入湘中有喜》雲：“徵鞍窮郢路，歸棹入湘流……兩邊楓作岸，數處橘為州。”[15](卷48，p589)中唐詩人呂溫《送僧歸漳州》曰：“溪雲黃橙熟，沙田紫芋肥”[15](卷371，p4176)；《對桔奴判》的判文說“江臯芊眠，盧桔是植，珠樹金實，含芬吐芳。”[2](卷985，p10188)越州、杭州、蘇州、湖州、洪州、荊州等地都進貢柑桔，說明這些地區是著名産地。杭州所屬富陽縣所産柑桔為“江東之最”，[9](卷25《江南道一》，p604)質量上乘。唐代西川、嶺南也産柑桔。杜甫說梓州“秋日野亭千桔香”，令人垂涎。[15](卷227杜甫《章梓州桔亭餞cd竇少尹》，p2468)劉恂《嶺表錄異》卷下載嶺南種植柑桔採用了生物防蟲技術，人們竟相從市場購買“蟻子窠”，利用螞蟻防治蟲害。進行水果商品性種植的例項也見於記載，《太平廣記》卷12《董奉》條引《神仙傳》載：“董）奉居山不種田，日為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癒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奉每年貨杏得谷，旋以賑救貧乏，供給行旅不逮者，歲二萬餘斛……妻與女猶存其宅，賣杏取給。”《太平廣記》卷415《崔導》條引《瀟湘錄》載，“唐荊州有富人崔導者，家貧乏，偶種橘約千餘株，每歲大獲其利”。《獨異志》卷下載：“李衡，江陵種桔千樹，歲收其利。謂其子曰：‘吾有木奴千頭，可為汝業，當終身衣食也。
”《全唐文》卷985《對盜稻桔判》判題雲：“會稽楊真種稻二十畝，縣人張辨盜將，今訪知，收辨科罪。訴楊真盜辨木奴，複合科罪。”是一場稻農與桔農的官司。梨的産地很多，崔國輔有“洛陽梨花落如霰，河陽桃葉生複齊”之詩。[15](卷119崔國輔《白紵辭二首》，p1204)洛陽報國寺産的梨特別碩大，“重六斤”，[5](卷411《六斤梨》條引《酉陽雜俎》)讓人驚奇。《酉陽雜俎續集》卷9《支植上》載“曹州及揚州淮口出夏梨”。河南道是棗的盛産區，開元時人張鷟說河南道的壽安、永寧“桑棗成林，逆旅分割槽”。[2](卷173張鷟《奏新安谷水社舊是苑內地近被百姓併吞將作數請收入苑百姓不伏》，p1762)
水果的長途運銷已有記載。《對梨橘判》判題雲：“鄭州劉元禮載梨向蘇州，蘇人宏執信載桔來鄭州。行至徐城，水流急，兩船相沖俱破，犁及桔並流。梨散，接得半；桔薄盛，總不失。元禮執信索陪，執信不伏。”[2](卷985，p10189)反映出蘇州的柑桔被大量運銷北方，而鄭州的梨則被運銷南方，貿遷有無。唐代還有了專門的水果市場。有的在官市中，幽州有“果子行”；[12]《唐天寶二年交河郡市估案》記交河郡也有“果子行”，尚保留“幹蒲陶”、“大棗”兩項，已有幹果加工。水果販運也有具體記載，《太平廣記》卷401《龔播》條引《河東記》載三蜀大賈龔播，“其初甚窮，以販鬻果蔬自業”，是水果蔬菜的個體商業經營。據學界研究，真定、山陽之梨，荊、洪、虔州之梅，郢州之棗，山南之枇杷等等，也都是唐代市場上著名的果品。
唐代還出現了一些蔬菜、水果的綜合種植銷售專業戶。《茅亭客話》卷4載劉氏“植果種蔬……每月兩三度入青城縣貨藥、市米、曲、鹽酪”，屬自産自銷。唐末洪州陳陶在東湖南岸開闢園圃，“植花竹，種蔬芋，兼植柑橘，課山童賣之”，[25](p147)已經採用僱工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