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軍在這一世的規劃裡決定改變這種說起來是低調，實際上是懦弱的生存哲學。
那天黃倍來找他，他爽快地答應了，還很配合地守口如瓶。
黃倍是最後一屆工農兵。
他是本地人，原是一家國企的團委幹事。
由於喜愛攝影，讓當年在市委工作的父親搞到了一臺照相機，一有空就轉悠著捕捉各種鏡頭。
幾年下來，攝影技術無師自通。給單位的刊物投了幾次稿，竟被錄用了，還得了一個年度評比的二等獎。
黃倍是因為特殊原因被留城的，他的姐姐和弟弟都下鄉了。
他有個癱瘓在床的母親需要照顧，那時父親也去了勞改農場。家裡只有他和一個還上小學的妹妹。
他很珍惜自己的工作機會，實際上也是怕突然有一天會離開城市，被送到他以為可怕的農村去。
在進入工廠後，他非常努力地工作。後來父親的問題查清了，恢復了工作。他也被結合進了單位團支部，做了一名宣傳幹事。
到了1976年，黃倍算是一位德智體全面發展的革命青年，在單位也有了一定的名氣，因為他的攝影作品經常上單位的內部刊物。
那一年，他被推薦上了z大。
他選了土木工程。
這是因為他在平時攝影時，看到本市好多古建築都被破壞得厲害。
他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對這些歷史遺蹟產生了同情，竟然在選專業的時候沒做過多的衡量就填了土木工程。
進入z大後，他的簡歷很快就被校報發掘出來。
雖然校報沒有什麼級別，但卻是學校的一個重要宣傳視窗，需要又紅又專的人才。
黃倍的出身和經歷都特別適合這份工作。
在大一的第一學期，他就成了z大校報的一名記者。
每個新生入學季，他都會挖出很多新聞，被省報錄用也是常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