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劉軍早早就起床了，和周瑞斌、趙曉夢一同來到醫院，見到了周志平的主治醫生楊同慶主任，楊主任見到趙曉夢和周瑞斌，把他們叫到醫生辦公室，見一個陌生年輕男人也跟隨進來，就說“你是哪個病人的家屬？待會再來好吧。”
周瑞斌忙說“這是我的朋友，剛從老家趕過來。”
楊主任默許了，關上門，讓大家都落座後說“這樣下去不是辦法，說句不好聽的話就是在等死。雖然做手術的風險也是很大，病人的身體狀況也不大好，我還是建議儘快再做一次手術，我們作為醫生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我和齊主任是多年的老朋友，你們也是齊主任介紹過來的。所以，我是實話實說，病人也有可能在手術檯上下不來，手術成功的機會不到一半。當然，做不做手術，作為病人家屬，需要你們拿主意。”
人生就是這樣殘酷。往往需要你在很不熟悉的領域，面對著極大的資訊不對稱，決定著一件只能由生和死來判斷是否正確，甚至可能一輩子都不知道是否正確的事情。
這個主意還只有你來拿，別人誰都替代不了。而在病床上的病人，其生死就決定於另一個人的幾分鐘判斷。
這又是一個兩難的選擇，和選擇劉軍的方案一樣。
趙曉夢的態度差別卻很大，面對劉軍的建議，她幾乎是不假思索地拒絕，但面對楊主任的建議，她會很糾結。這是不同的職業，不同的技術背景給人的置信度差異。
周瑞斌對醫院的信心已經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他其實是不願意再在父親身上動刀子，並且他還想著給父親服用劉軍的藥，但這個時候他沒有太大的發言權，看了看母親一眼，他猶豫了一下說“楊主任，要不我們再商量商量。”
“要儘快拿主意。”楊主任站起身來，這是送客的意思，他一天到晚忙得很，也沒空跟病人家屬做太多的解釋。
三人回到周志平的病房，這是一個普通單間病房，周志平還躺在icu，病房裡只有兩個人在，一個是護工，一個是趙曉夢的弟弟，也是過來照顧病人的。
icu的探視時間只有下午的半個小時，周志平還在昏迷中，周瑞斌現在也混不進去icu，只有耐心地等待，護工見他們要討論事情，也知趣地離開病房，劉軍也要離開，趙曉夢叫住了他。劉軍很疑惑，這種事情的討論都是家庭成員參加，自己一個外人為何要留下來？
趙曉夢先和雁洲市第一人民醫院的齊主任打了電話，把情況和他說了說，齊主任的意見和楊主任沒太大差別，把風險和機會都解釋了一下，然後把做抉擇的權力交給了趙曉夢。
眾人皆沉默不語，趙曉夢下意識地把玩著一支簽字筆，似乎想借助這個道具做出決策。
“要不，聽聽周叔叔本人的意見？”劉軍突然道。他也知道這話由他嘴裡說出來還是有點冒失，但這個氣氛太壓抑了，他忍不住要打破它。
“姐夫還在昏迷中，怎麼發表意見？”趙曉夢的弟弟沒好氣地說。他不知道姐姐為何要把這個陌生人留下來參與家庭討論決策。
雖然有人反對，但是劉軍還是分明感受到大家長吁了一口氣，好像能暫時卸下一個沉重的擔子歇歇腳。其實，此時不做決策也是一種決策啊。
“也許，下午探視的時候就醒來了呢？”劉軍說，他的話莫名地就給了大家一點點信心。這個時候真的是需要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