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此中最讓人想不通的，還是隋煬帝為什麼要矢志不渝地去打高句麗，甚至打到國破家亡了也不改初衷。對於後世來說，隋煬帝此舉往往被解讀為非理性的瘋狂行為，再或者無非就是好大喜功、窮兵黷武，反正就是連“保家衛國”此等水平的解釋都不給一個。就華夏曆史來看，將如此一場大規模戰爭的發動歸因於某個昏君的“瘋狂”，可能也是絕無僅有的。其實，要戳破這種觀點非常容易，即便隋煬帝是昏君，那隋文帝楊堅和唐太宗李世民總不是了吧，但是，這兩個“聖君”級的皇帝也都打過高句麗，並且，也都沒有打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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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很簡單的一個道理，隋煬帝三徵高句麗乃是大隋王朝重建“世界體系”的關鍵一步，通俗地說就是，高句麗不服從以隋朝為主導的國際秩序，試圖和隋朝爭奪東北亞的主導權，在當時搞定突厥的情況下，大隋在東亞的唯一對手就是亦敵亦臣的高句麗。如果隋煬帝不打服高句麗，那麼大隋就無法成為東亞世界的合法領袖，而這，正是中國任何一個統一王朝所無法卸責的“天下秩序”。
換句話說，要理解隋煬帝的三徵高句麗，必須從“國際視野”和“國際戰略”的角度來審視。
可以說，從東晉到南北朝時代，遼東乃至東北亞的主人已不是中原王朝，而是高句麗。
這就是大隋王朝建立時所不得不面對的國際形勢。最讓隋政權無法容忍的是，高句麗還深諳“遠交近攻”之策，實現南北兩面外交，長期向南朝稱臣，利用南朝牽制北朝隋），甚至還曾和南朝結成戰略攻守同盟，一度還參與了南北朝的“內戰”。用當代政治語言來說就是，“周邊勢力”妄圖妨礙中原王朝的祖國統一大業。無論在哪個朝代，這顯然都是大忌。
高句麗大外交最輝煌的一頁是，它竟然還領銜穿針引線，華麗地組成了“高句麗、陳、突厥”的三方大同盟，完全是一副國際國內“反隋大合唱”的派頭。高句麗很清楚，它賴以崛起以及稱霸東北亞的基礎條件就是中原王朝的分裂，一旦中原王朝統一，就是到收拾它的時候了。
果然，當隋文帝北平突厥，南滅陳朝之後，兵鋒開始直指隋在東亞大陸上的最大敵人——高句麗。此時的東北亞“國際形勢”仍是錯綜複雜：在東北，契丹和靺鞨女真人的前身）已經臣服於隋朝，高句麗的結盟政策已基本破產；而在朝鮮半島南部其實還有兩個高句麗一直想吞併的國家——百濟和新羅，為了與高句麗抗衡，也在小範圍內搞起了“遠交近攻”，成為了隋朝的盟友。
隋文帝開皇十八年，隋文帝調集了三十萬大軍進攻高句麗。隋文帝多少是看不起高句麗的，他之前在給高句麗國王的詔書中曾說：“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當然，如果高句麗如此不堪一擊的話，也就沒有後來那麼多故事了，在此次大戰中，隋朝的三十萬大軍幾近全軍覆沒。可以說，自隋王朝立國以來，幾乎是戰無不勝的，此次戰敗是隋朝的第一次戰略挫折。
唯一可以自慰的是，高句麗也是元氣大傷，國王高元在戰後上表自稱“遼東糞土臣元”，也算是給了隋王朝一個臺階下，不至於體面盡失。
隋文帝未完成的歷史使命接下來就交給了隋煬帝。放在一長段的歷史視野來看，隋煬帝面對的是如何終結高句麗自西晉滅亡之後，連續數百年稱霸東北亞的歷史性任務，只有打服高句麗，將其納入自己主導的國際秩序，才能正式宣佈，隋王朝終於成功重建了漢帝國時代的國際秩序。正如韓昇先生所說，“令高句麗臣服以建立新的國際體系，成為要建構世界帝國的隋朝不可迴避的選擇”，因此，征伐高句麗絕不能視為隋煬帝的好大喜功。
一個有趣的歷史細節是，無論是隋文帝還是隋煬帝在出兵高句麗的詔書中都基本不提及領土問題，而是聚焦於高句麗的“不臣”，正如詔書中所說“高麗高元，虧損藩禮，將欲問罪遼左，恢宣勝略”。高明士先生在《天下秩序與文化圈的探索》中也認為，高句麗的無禮與不臣，在隋朝的國力達到足以有所作為的時候，是無法容忍的，所以詔書中也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
當然，這並不代表隋煬帝有政治潔癖，對於領土的歷史問題漠不關心。高句麗立國數百年的歷史基本上就是一部蠶食中原王朝東北領土的歷史，收回領土也是宣誓國際秩序主導權的有機組成部分，但從隋煬帝的表態至少可以看出，如果高句麗願意在稱臣等國際秩序的問題上配合隋朝，在領土的問題上和隋是可以有商量的。更重要的是，隋煬帝絲毫沒有消滅高句麗的意思。事實上，這也正是今後中原王朝處理與周邊藩國關係上的重要原則，只要乖乖稱臣，無論在領土問題上，還是經濟貿易問題上，都可以做出讓步。
略顯誇張的是，韓昇先生認為，隋煬帝在處理高句麗問題上“表現出成熟與高超的外交手腕”。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在出徵高句麗之前，隋煬帝在“國際”上已基本孤立了高句麗，在“天子伐諸侯”的出兵形式上，不僅符合儒家的“威服四夷”歷史觀，且佔據了國際道義的制高點。
既然出兵本身有充分的歷史正當性，那麼，隋煬帝三徵高句麗慘敗的問題究竟出在哪?第一，隋煬帝在大業八年正月第一次出兵時，竟然動用了前無古人的一百一十多萬大軍，這樣規模的出兵除了加重後勤負擔之外，在軍事上可謂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縱觀中國歷史，舉凡如此大規模的出兵，往往是慘敗而歸，最著名的前車之鑑就是苻堅徵東晉時號稱投鞭斷流的九十七萬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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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隋煬帝進攻高句麗打的更像是一場“政治仗”，這在第一次出征時尤其明顯。隋煬帝在各大軍隊中都設立了受降使者，一旦高句麗請降，隋軍就得停止進攻，而這恰恰被高句麗軍隊所利用，在情勢不利的時候多次以詐降獲得喘息時機。
不過，對於這兩點軍事常識，曾經擔任過平陳主帥的隋煬帝不可能一點都不知道。唯一的解釋是，無論是出兵規模，還是“受降使者”，都說明了隋煬帝征伐高句麗意在不戰而勝，試圖透過炫耀武力以及展示兵勢壓服高句麗，這一訴求甚至壓倒了在軍事上擊敗高句麗。而對此，也恰恰再次確認了以上隋煬帝意在重建國際秩序，而不是獲得領土的出兵動機。
第三，對於高句麗這樣一個立國數百年的大國，試圖速戰速決在戰略上就是非常困難的。以後來唐朝消滅高句麗的歷史後見之明來看，透過持久戰逐步削弱高句麗國力，最後抓住高句麗內亂的時機一舉大規模出兵才是明智的。
第四，隋煬帝的出兵時機更有問題。即使隋煬帝是在做一件無比正確的事，他也是在“錯誤的時機做了一件正確的事”，道理很簡單，隋煬帝之前動用國力過猛，又是修大運河，又是修糧倉，又是四處巡遊，在出徵高句麗之前理應與民休息數年。同理，在首次出征受挫之後，隋煬帝次年便再度出兵，也是這個問題。
最後，隋煬帝第三次出兵高句麗之前，國內已是烽煙四起，誇張的形容說就是，“十八處反王，六十四路煙塵”，在此情況下，隋煬帝居然還強行出兵，直接導致了大隋王朝的短命而亡。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也可以看出，平定高句麗在隋煬帝的帝王自我認知中幾乎排到了壓倒一切的首要位置。
很可惜，隋煬帝輸掉了這場必打之仗，更大的不幸在於，他還毀掉了一個致力於重整國際秩序的大帝國。然而，高句麗在這幾場大戰中也元氣大傷，對此，《爭霸東北亞》一書也給了隋煬帝一個相當悲情也不失尊重的歷史評價：中國是用一個朝代滅亡的代價，讓高句麗失去了成為東北亞霸主的最好機會。
就這樣，徹底解決高句麗問題，重整國際秩序的歷史使命只能留給下一個王朝來解決。而後來的李唐王朝也沒有辜負隋煬帝的努力，將高句麗徹底的消滅在歷史長河之中。隨後，百濟、新羅乃至於高麗才逐漸崛起，成為朝鮮半島的霸主。
所以，深悉這一切的袁常自然不會再留下高句麗這個禍害，而是將消滅高句麗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至於烏丸，自然是排在高句麗的後面。(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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