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見此，三跪九叩之後，拿起案桌上一彩光閃爍的物拾，拿起來一看，卻是一卷書，上面有《春秋》全篇解釋，而且還有一段密旨，董仲舒先是驚詫，而後就是狂喜。
看完之後，書卷頓時羽化，化為飛絮狀羽毛氣體，緩緩散逸開來。
第二日，董仲舒開始遍開門戶，廣收弟子，講授儒學，特別是《春秋》，弟子數百人，傑出者比比皆是，其中褚大為梁相，嬴公為諫大夫，呂步舒為丞相長史，吾丘壽王（稍後）則官至光祿大夫侍中。
同時，還身為太子的劉彘也收到一卷諭旨，卻是盧聖傳來，劉彘亦是看完之後若有所思，心中慢慢思量，靜待時機。
景帝是繼文帝之後，又一個奉行黃老清靜無為、與民休息之治，從而實現“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稱景帝時期，倉稟豐實，府庫饒財，移風易俗，黎民淳厚，西漢社會從經濟到治安都達到了農業社會美好的極點。
但是，另一方面，由於朝廷的無為放任，諸侯驕恣，豪強坐大，商業地主侵漁細民，割據勢力業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臨，匈奴寇邊。
正是：漢興六十餘載，海內義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
在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漢社會實已潛藏著嚴重的危機。急需有為之君起而進行大刀闊斧改革，制禍患於未，防斯民於土崩；更進而結束無為之治，乘倉實財饒之運，大興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礎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禮樂教化的盛世太平
可是，景帝只是一個繼體守文之君，他實現文景之治的最大奧秘只是“無為之治”，在民力凋弊之時讓其自創財富，自食其力。文景之治的到來與其說是文景君臣統治得好，不如說是放鬆統治的好。怎樣在物質豐富的基礎上實現大治，文景君臣就無能為力了。
漢景帝在位十六年之後駕崩，漢武帝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建元。
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少年天子，一改文景時代一切因任自然、因循守舊、無所作為的施政方針，建元元年新年伊始，即“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直言極諫之士”。
這次應舉者百餘人，莊助為舉；公孫弘以明於《春秋》中選，為博士；轅固生亦以賢良應徵。其餘學申不害、商鞅、韓非法家之言，操蘇秦、張儀縱橫之說者，一概罷黜，不予錄取。
但是當時竇太后仍然健在。
竇太后是文帝皇后，景帝母親，武帝祖母，她好尚黃老，憎恨儒學，菲薄五經。武帝即位，被尊為太皇太后，建元初年，朝廷大事都得奏請她肯。此時自然還不是推行儒學的時候。事實上，儒學剛一抬頭便遭到竇太后的嚴勵摧折。
元年夏，漢武帝任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為太尉。
竇、田傾向儒學，推薦儒生趙絡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趙、王二人是詩學大師申培的弟子，建議立明堂以朝諸侯，用‘束帛加壁，安車蒲輪’的特殊禮遇將申培從山東接來，商議明堂禮制(冥神王座全文閱讀。似乎儒運當興。
趙綰一時得意，竟要漢武帝不再奏事太皇太后，以便推行儒術。結果竇太后大怒，私下調查出趙綰、王臧貪汙事實，責問漢武帝，武帝將二人下獄，迫令自殺謝罪。
竇嬰田蚡亦免職反省。申公以老疾為由，旋歸故里。明堂之事不了了之。
整個建元時期，儒學都受壓抑，在艱難中掙扎。
直到竇太后亡故之後，儒學才真正迎來了復甦的春天。
建元六年五月，竇太后駕崩，黃老之學的最後一個頑固堡壘消失了。
六月，武安侯田蚡復出為丞相，堅冰已經打破，阻礙已經消除。
當時：及竇太后崩，武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矣
元光元年，漢武帝又令郡國舉孝廉，策賢良，而董仲舒以賢良對策。漢武帝連問三策，董仲舒亦連答三章，其中心議題是天人關係問題，史稱《天人三策》（或《賢良對策》）。
董仲舒以其滔滔不絕的口才和充足的理論準備，藉助於可以自由闡的春秋公羊學，投武帝之所好，公開援道入儒，終於在融合儒道、用道家和陰陽家的思想資料充實、揮儒家義理的基礎上，建構了一個讓武帝心醉的既有儒家的三綱五常又有道家的天地、陰陽、四時，既有儒家的改正朔、易服色的有為又有道家的以無為為道，以不私為寶的無為的嶄新的儒學思想體系。
從此，儒學正式成為神教，開始神化，真正佔據中國官方哲學，儒學大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