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知道，銀元票還不是貨幣，只是一種信用憑證，與前唐各鎮進奏院開具的飛票並無本質區別。”邵樹德說道：“在未來數十年甚至百餘年，銀元票始終只會在很小的範圍內流通，天下絕大多數人根本見不到其真容，甚至聽都不會聽說。”
“那——陛下為何寫這本書？”杜曉好奇道。
書的內容很白，甚至用語習慣都很彆扭，讀起來很吃力。而且似乎創造了太多的新詞，讓人無所適從。
“朕老了……”邵樹德只說了一句。
杜曉惻然，想說些什麼話，又覺得都不合適。
“所以想留下一點東西。即便現在不合適，但將來條件成熟了，或許就有人記得這本書。”邵樹德繼續說道。
其實正如他所說，現在努努力，打好基礎，也許在一百年後，金屬貨幣可以逐漸把非常不好用的布匹、糧食擠出市場，讓它們慢慢成為歷史。
這就是邵樹德寫《通貨》的原因。普及金屬貨幣領域的各種概念、原理，給官員們掃盲。
不要高估官員們的知識面。
對於讀經史上來的官員，經濟方面幾乎一竅不通，很容易搞出各種騷操作，並不是他們特意使壞、故意亂來，他們是真的不懂。
“不說那些喪氣話。”邵樹德笑了笑，又道：“朕在書裡寫了一種撈錢的辦法。也許一百年後，某位宰相讀完全書後，能掌握其精髓，為朝廷增加收入。”
“法幣與鑄幣稅麼？”杜曉問道。
“正是此物。”邵樹德說道：“可別小看它。如果好好操作一番，朝廷收入會大增，能解決好多麻煩。錢多了，很多麻煩就會消失。”
邵樹德一直覺得明朝浪費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日本白銀的大量流入——馬尼拉帆船貿易提供的白銀其實不多，畢竟每兩年才12艘船——使得明朝有條件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能夠推行金屬貨幣的朝代，但他們浪費了……
明朝只有白銀，沒有貨幣。
首先，國家層面沒有鑄造各種面值的硬幣——邵樹德在《通貨》這本書中將其稱為“法幣”。
這是一切亂象的根源。
因為沒有法幣，民間就自己亂來，隨意切割銀子，什麼銀豆、銀角子之類，四處氾濫。
對比同時期的西方，即便一個小小的城邦國家，也會鑄造自己的法幣。貨幣兌換所隨處可見，外國商船駛來時，第一件事就是兌換當地的銀幣。而貨幣兌換所則抽樣檢查，用化學的方法化驗銀幣的含銀量，然後給出一個匯率。
明朝那會，阿姆斯特丹已經有了十幾種主要銀幣的匯率，定期公佈。
比如，法國人因為戰爭，財政吃緊，於是鑄造了一大批含銀量較少的劣質法幣“利佛爾”，訊息傳出去後，阿姆斯特丹市場上的利佛爾匯率立刻暴跌。
在金融、財政領域，中期的明朝與西方國家，已經遠遠不在一個層面。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