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初期，一直到明朝中後期，對於武將的防範和限制可以說是非常嚴格。
但總體來說，還是文武互相牽制，所謂「位軍者不得計餉，計餉者不得位軍；節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節制」。
也就是把財權、練兵權、指揮權剝離開來，分別由文官和武將掌握，形成誰也不具備對軍隊的絕對控制的局面。
但到了明朝末期，在內憂外患之際。大明的封建統治者垂死掙扎的姿勢，與歷史上的東漢、唐朝、元、清朝末期沒有什麼兩樣，那就是對武將的權力下放。
權力下放，就意味著武將有了軍閥化的可能。不管是東江鎮，還是遼鎮，其實都出現了地方軍閥的傾向。
兵興以後，有言天子者曰：「今日不重武臣，故武功不立。」
東江鎮僻處海外，天啟帝不設文官監軍，賜毛文龍尚方寶劍，可以說是給了東江鎮成為軍閥的合適土壤。
而郭大靖的所作所為，無疑加快了這個程序。但對他來說，並不後悔，甚至是有意為之。
在明末，如果獨立性不強，不被袁崇煥弄死，也要被崇禎，或者是朝堂大老、東林君子們搞殘。
也正是東江鎮不斷地向獨立自主發展，也才有與歷史已經完全不同的改變。
建虜才會被壓制，頹勢盡顯，成千上萬的剃頭人和京畿百姓，才避免了作奴隸，被苛待，甚至是任意打殺的悲慘命運。
如果不出意外，改變命運的將是整個大明的子民，以及華夏神州。
但歷史上，崇禎對武將的權力下放，卻並沒有取得應用的效果，得到武將的忠心報效。反而，很多得到不受節制的權力的武將，都成了流寇式的軍閥。
要知道，割據式的軍閥對百姓和地方的破壞還小一點，畢竟是在固定地方混的，還知道一些民生的重要性。
流寇式的軍閥則不同，他們四處流竄，如同蝗蟲一樣走到哪吃到哪，所過之處燒殺搶掠，比流寇更加為人痛恨，又有「賊過梳而軍過如櫛」形容。
這些流寇式的軍閥與東江鎮這樣的軍閥不同，他們不是想著挽救國家、拯救黎民，而是拼了命的牟取私利。
至於平定民亂，抗擊建奴，他們早就拋之腦後。軍事上不見戰績，禍國殃民的事情卻幹得不少。
從這方面來講，崇禎還是病急亂投醫的毛病。把提升武將的地位和權力，當成了勘亂的良藥。
當年對於袁崇煥的過度信任，導致的種種禍端，崇禎並沒有吸取教訓，在白廣恩、左良玉、吳三桂等將領身上，又一次次重演。
識人之不明，在崇禎身上可謂是達到了極點。
如孫傳庭、盧象升等忠臣勇將，不僅頻遭打壓，更被抓捕入獄，最後被朝廷、文官、太監的逼迫，壯烈殉國。
而崇禎專任大帥、不加節制的左良玉、白廣恩、吳三桂之流，畏敵如虎、殘民以逞，竟還有投敵賣國的千古漢奸。
幸好，崇禎做了一生中最正確的選擇，那就是相信東江鎮，相信郭大靖，儘管是被逼無奈、形勢使然。
郭大靖在朝著軍閥的路上又邁進了一大步，但他會成為具有家國情懷，挽狂瀾於既倒，體恤百姓、惠及大明的好軍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