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唐宗，可謂外王，足以令華夏苗裔為之稱道。
然而漢文帝與宋仁宗、明孝宗這樣的帝王，才是最最符合內聖仁王這一中華政治精神的最高典範。
莊子曰：“是故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
雖然這句話是出自道家的莊子，然而在夫子以前的中國哲學體系裡，儒家和道家是一體的。
夫子之道，說的就是道，儒與道都是道。
只是被後人細分為儒和道，至今儒釋道已經再次有合為一體的趨勢了，這就是在迴歸本源，是華夏基因中最最偉大的特質和力量。
說了這麼多，還是要回到三江的治理上。
天浪給出的解決辦法是，南直隸與浙江地區不推行土地重新分配的新政。
那裡的無地農民在州縣登記入冊，年收入低於一定數額的無地農民，會在其他省份得到分配給他們的土地。
這樣有很多好處，首先是穩定了兩省的地主豪紳勢力；其次又能在其他省份解決兩省低收入群眾的土地問題；其三又可以保留住大部分的無地農民或勞工繼續在原崗位工作，這也是為了穩定人心和生產；其四是可以對日後南直隸、浙江兩省培養工商業製造的發展溫床。
畢竟要是大明人人都有土地了那麼將來也就沒人再去搞工商業了，到時候會出現資本家有資金，卻僱用不到勞動力；有地農民能依靠土地生存，因而不願意去出賣勞動力的情況。那樣一來對國家的經濟建設的壞處是多於好處的。
話題再次圍繞多爾袞，在他率軍包圍大同以後，朝中突然發生了一個特大的變故阻礙了他的計劃。
多爾袞同父同胞的親弟弟，輔政德豫親王多鐸因身染天花，不治病故了。
多爾袞只好放下了大同的姜襄，叫餘部繼續包圍著大同，自己轉而回京服喪，等到他再回到大同的時候，已經是順治七年四月末了。
姜襄在大同反叛，對清廷的威脅很大，以至於讓入關以後從未走出北京城領兵打仗的多爾袞先後兩次親自出兵圍攻大同。
多爾袞再一次親征大同的故事，發生在清順治七年，明永曆四年四月末。
對於第二次親征，多爾袞做了更為充足的準備，調動了幾乎一切可以調動的兵力。
大清的和碩睿親王、皇父攝政王多爾袞率領端重親王博洛、承澤親王碩塞、多羅親王滿達海、多羅郡王瓦克達等一干親王貝勒皇室宗親，隨其隨徵的滿蒙漢八旗精銳已經達到了23萬人馬，這其中的絕大部分都為騎兵。
除了這些掌握實權的皇室宗親以外，多爾袞還調來了跟隨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鎮守江南的吳三桂部關寧軍的5萬關寧鐵騎。
連漢軍八旗中兵力最多的正黃旗漢軍左夢庚部也被他調來了，左夢庚的漢軍正黃旗擁兵十萬人馬，還有他劃撥給宣大總督佟養量的六萬人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