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潼這些年與周邊諸胡也算是打過不少的交道，感觸最深其實還是在面對邊疆胡患的問題上，把一個部族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這種觀點還是稍顯粗暴簡陋。除了政權與政權之間的矛盾，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矛盾，其實還存在另一個維度，那就是階級之間的矛盾。
大唐立國以來，對周邊諸胡的政策雖有強硬、但也不失懷柔，整體上而言還是一種開放與包容。高宗一朝疆域盛極，四面出擊，雖然這些蕃胡們也難免徵役之苦，但所獲得的封獎賞賜等各種戰爭紅利也是不少。
但這一部分戰爭紅利，絕大多數都被那些蕃胡酋首們所截留，普通的部族民眾得惠甚少，這就在底層中形成了強烈的不滿。而那些蕃胡酋首們，一方面從大唐獲取各種戰爭紅利，一方面則就煽動與利用這種底層怨氣，不斷作亂以謀取更大的好處。
有關這一點，那些西河行社胡奸僱傭軍們表現可謂淋漓盡致。大唐軍隊中存在著大量的城傍與僕從軍，但整體戰鬥力不高，頂多跟在主力唐軍後面打打順風仗、清理一下戰場，或者承擔各種軍事勞役。
但西河行社不同於那些胡酋們各自統率的僕從軍，他們是由朝廷直接遣使、並由唐人將領直接指揮戰鬥，戰爭的獎賞也直接下放到士卒個人。所以在戰場上的表現也都極為生猛，無論是在攻堅還是在野戰中，都有著不俗的表現。
其實無論唐人還是蕃胡，真正底層生活都極為清苦。但相對而言，大唐佔據著此世面積最為廣闊、適宜耕作的土地，而且還有律令法規去維持籍民的生存空間。而那些底層蕃胡部屬們，則就完全活得沒個人樣，可以說是各自酋首的私人財產。
達則兼濟天下，李潼覺得很有必要將福報傳達六夷，解放那些被諸胡酋首們所奴役的蕃胡人民。畢竟大唐皇帝還有一個天可汗的頭銜，無論華夷皆我子民啊。
所以接下來對東北局勢的平復策略，他便打算以羈縻兼以編戶，透過鄉里三長等逐步取代豪酋都督。當然，諸蕃情況不同，完全的生搬硬套未必能夠達成預想中的效果，但只要能夠削弱蕃胡部族那種人身依附與隸屬關係的部落制度，就值得嘗試。
畢竟種姓制度裡都能搞民主普選，還有什麼是不行的。先從一些勢力弱小的蕃胡部族裡練練手，玩壞了就玩壞了，只要稍有成果，那就可以繼續推廣。
當然，諸胡那樣的社會組織結構也自有其深刻原因所在。生產力低下，沒有農耕這樣穩定的生產方式，個體對抗風險的能力太小，不得不抱團求生。
在李潼之前，不是沒有個人或者政權嘗試此事，但多數無疾而終，沒有得到充分的貫徹。沒有穩定的生產環境與生產方式，即便強行編戶，這些籍戶也很難長久的存在，各自破產、淪為赤貧後又聚集起來爆發更大的動亂。畢竟就連中原王朝，都難免土地兼併的週期性矛盾爆發。
不過李潼在考慮這些問題的時候，目的本也不夠純粹。
他所著眼更多，還是在最短時間內挽回從高宗後期直至武週一朝逐漸有所衰落的軍事霸權，只有在軍事上重新回到高光時刻，確立一個不容挑釁的權威，接下來才是需要考慮制度與生產力是否配合的問題。
對於諸胡編戶，他心裡也有著一個清晰的尺度判定，那就是需要滿足軍事僱傭、貿易互補以及原料供給等幾方面的要求。諸胡若不能滿足這幾類要求，留著價值也不大。
比如隨著三受降城建立起來，河朔方面形勢趨於穩定，河曲六州的東突厥降戶們可以徵募為兵、放牧提供馬匹、皮毛、肉食等各種物資，以及參與鹽業生產乃至於礦業開採，這就有編戶的價值。
至於仍然活躍在漠北地區的那些突厥人眾，就是需要狩獵追擊的目標。
這些蕃胡的存在，不只不能給大唐帶來利益，同樣也會威脅到河曲六州他們那些同族的人身與財產安全。飯碗在哪裡，屁股就在哪裡，哪有那麼多的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