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專家都認為，斧鉞和“王權”的關聯，萌芽於新石器時代。
作為一種進攻性的手持兵器，斧鉞的使用不僅需要技巧和力量，更需要無畏的膽識和勇氣。
在近身肉搏戰中，手持斧鉞、驍勇異常的勇士，無疑會在捍衛集團利益的過程中獲得所有成員的擁戴和推崇。
這應該是青銅鉞成為王權象徵的現實基礎。
所以我們在浩如煙海的歷史典籍中看到，王者征戰沙場總也少不了斧鉞。
如《說文》引《司馬法》雲：“夏執玄戉，殷執白戚，周左仗黃戉，右秉白髦。”
《史記·殷本紀》亦曰：“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
《詩·商頌·長髮》：“武王(成湯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從王權象徵物引申開去，青銅鉞也被視為軍事指揮權的象徵。
《淮南子·兵略訓》中比較詳細地描述了君王授命將軍時的具體情形：君王“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執斧，持頭授將軍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
說明斧鉞作為軍事統帥權的象徵，乃是將軍率軍征戰的必需之物。
而王者進行朝政與禮儀活動，斧鉞同樣不可或缺。
《逸周書·世浮》中雲：“(周武王秉黃鉞正國伯，……王秉黃鉞正邦君。”
說明周王作為宗主國或者盟主國國君，必須秉黃鉞親理政事。
而大凡有大型國事活動，王者身後須設有繪製斧鉞圖案的屏風狀禮儀設施。
春秋戰國以來，斧鉞逐漸失去昔日的輝煌，但在天子的大駕鹵簿中，卻也一直少不了黃鉞，青銅鉞作為皇權的象徵之一仍殘留在禮制的行列中。
《後漢書·輿服志》中記載的天子出行，“乘輿法駕……後有金鉦黃鉞，黃門鼓車。”
一直延續至漢代，仍可見沂南漢畫像“車馬出行圖”中的斧車，斧應是鉞的傳承。
唐代的統治階層似乎以列戟制度取代了斧鉞，這點為皇親貴族墓葬壁畫所證實。
但據杜佑《通典》記載，唐代皇帝出行儀仗行列中仍保留著黃鉞車，甚至天子八寶(各種璽印在出行時也需置於黃鉞車中。
到了崇尚復古的宋代，統治者又一度恢復了斧鉞制度，考古發現中斧鉞(包括壁畫較為常見。
在《宋史》卷二七九記載：“(宋太宗嘗幸內廝，(張進以親校執鉞前導。”
這說明皇帝的日常活動或出行禮儀中，仍然以斧鉞來彰顯王權。
宋代以後，斧鉞非常少見了。
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兩漢出行儀仗配置專用的斧鉞車，似乎過於繁縟，尤其火器的出現可能弱化了斧鉞的威嚴感；二是斧鉞的象徵意義可能逐步為另一種禮儀化形式——圭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