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後，帝都的教育出版社慕名請鄧散木寫“學生字帖“和寫簡化字銅模，此時他對新中國成立感到由衷的高興，心情舒暢，對出版社的邀請，一口應允。
出版社沒有要求他移居帝都，他因其愛女家齊在帝都礦務系統工作，配有一套公房，他便決定攜眷去帝都與女兒同住，這樣就便於與出版社聯絡工作。
這是1955年的事。
他在帝都認識了“京中名流“張伯駒。
張是大收藏家，又是名票，與餘叔巖交厚，張對書法，又是內家，與鄧散木的觀點相同，兩人碰在一起，一談就是半天，遂成好友。
豈料幾年後，“特殊運動”從天而降，張伯駒這樣的大名人，焉有不被波及，有人專為“揭發”張伯駒寫了大字報。
鄧散木去看了大字報，心裡十分氣憤，簡直是一派胡言，於是他仗義執言也寫了一張大字報，予以反駁。
他不知道：運動中，造反派的任何屁話都是“真理“，不容你知識分子說個“不”字，遑論反駁了，反駁就是一條罪狀。
不多時，鄧散木與張伯駒分別被宣佈為犯罪分子，這簡直把鄧散木怔呆了。
他並不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正式工作人員，他的工作是特約性質的，出版社無法接受這個右派分子，造反派只好交與街道居委會監管。
他原來整天握筆桿子的，戴上了帽子，只得每天晨起握大笤帚掃街了。
至於這兩位大名入的“摘帽”問題，也有故事：
張伯駒是陳元帥的朋友，陳逝世後，張伯駒寫了一副數十言的長輓聯送與治喪委員會，在悼念會的當天，治喪會把張伯駒的這副長輓聯張掛在靈堂內。
太祖參加了悼念會，在張伯駒這副長輓聯前站定，細細讀了一遍，點頭稱是，就是這一點頭起了作用，張伯駒隨即被摘去了帽子。
鄧散木則是胡愈之透過民盟內部討論決定摘帽的。
當然這是故事，未必是真的，權且看看。
鄧散木受此打擊後，他在上浦的那種“意氣風發”的精神狀態消失了，整天悶悶不樂。
不幾年，因左下肢動脈硬化，遵醫囑截去了一足，走路只能靠柺杖了。
他從截肢起，就改名為“一足”。
他沒有丟開他的所長書法與刻印，勤奮工作，出版有《一足印譜》一書。
過去在上浦他曾出版《鄧散木詩選》、《篆刻學》和《中國書法演變簡史》等著作。
鄧散木畢竟身體日衰，數年後不幸逝世。
當時聶老爺子還去參加了鄧散木的追悼會。
兩人雖然年紀相差很大，但著實是一對好朋友，忘年交。
如果能得到這枚龍鈕大印，相信聶老爺子也會非常高興的。
至於說那上面的太祖名字則比較麻煩。
不過也不是什麼問題，聶老爺子一直都是太祖的忠實支持者，當做崇拜來收藏也無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