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匯這並不是什麼奇怪的現象，反而像蘇聯這種方式有些過於正常，馬拉佐夫就知道在遠東有一個叫日本的島國，其政府為了籌措發展資金，不擇手段，大力發展服務產業，每年派遣大量男人到海外打工，亦或者女人到南洋等地為國賣身，而後者被稱為“南洋姐”。
僅1902年，日本全年的外匯大約1000億日元，其中南洋姐群體就貢獻了約20%，以至於當時的日本經濟學界都驚呼：“日本將是在女人身上建立起來的現代國家”。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日元可不是後世的日元，含金量很高，1871年，明治政府規定一日元等於一點五克純金，和當時美元等值。
進入20世紀以後，日元雖然經歷貶值，和美元匯率依舊能達到一比二，即兩日元可兌換一美元。
不過，一戰前後，因為日本南洋服務業群體因為過於悽慘，被國際社會譴責和限制，這一產業也就走了下坡路，而主導這一活動的日本政府毫無廉恥的選擇拋棄這些“帝國功臣”，並且禁止她們回國，許多人客死異鄉。
東非早期，政府實際上也組織過廣泛的創匯活動，當時，為了籌措殖民地建設資金，東非開放部分海港城市，設定專門的紅燈區，透過為途徑東非的商船及人員提供服務獲取外匯收入，例如煙館，酒館，典當鋪，萬國館等等。
彼時，蘇伊士運河尚未開通，大部分歐亞航線的船隻要經過東非海岸，東非政府因此獲利頗豐。
當然，東非的下限比日本高太多，但是和如今的蘇聯對比，簡直就是壞的流膿。
至於日本政府和東非以及蘇聯政府對比，那就是畜牲和人之間的區別了，只不過蘇聯相對於早期東非來說更像好人。
畢竟蘇聯可不會向過往船員推銷煙土等違禁品，不會為海盜提供銷贓業務，不會開設官辦“服務業”場所……
而這些壞事，東非一個也沒有落下，就比如19世紀中後期，東非的官辦服務業場所，之所以被稱為“萬國館”，其中很大一個原因就在於當時東非獨特的區位優勢，可以從內陸抓捕女性黑人，或者和阿拉伯，東南亞，印度等地的人口販子達成供貨協議。
當然，之所以說東非還算個“人”，那是因為東非至少不會把本國公民像日本政府一樣“當日本人整”。
日本政府是一個對內外都極度殘忍血腥的國家，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日本是比貝尼託政府更早的“極端主義”政府，甚至貝尼託在日本政府面前都算的上“聖人”，畢竟貝尼託都想不到那麼多歪招。
如果貝尼託對日本政府瞭解更細節和全面的話，恐怕都會大聲驚呼：“人怎麼能壞成這樣！”
……
馬拉佐夫等人，在敖德薩度過了最無聊的一段時間，蘇聯政府過於刻板，導致敖德薩的服務業質量相對於沙俄和烏克蘭時期大幅度下滑。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錯覺，這裡簡直比東非計劃經濟時代更加壓抑，就像籠中鳥一樣。
馬拉佐夫的船員克里凱爾在旅館裡問道：“船長，我總是有一種不祥的預感，那就是好像一直有人盯著我們，這種感覺讓我有些如芒背刺。”
聽完克里凱爾的話，馬拉佐夫沒好氣的往門口瞟了一眼說道：“這不是廢話麼！自從我們進入敖德薩，蘇聯就派人盯梢，那個傢伙一直看著我們，你這種感覺也就不奇怪了。”
克里凱爾說道：“船長，你不覺得蘇聯人是在故意針對我們麼？好像對其他國家，蘇聯政府就沒有這麼嚴苛。而且，除了明面上蘇聯官方派的那個人，我感覺暗地裡還有人盯著我們。”
馬拉佐夫給自己續了一杯酒水，端到嘴前抿了一口，然後氣定神閒的說道：“怕什麼？”
“俗話說不做虧心事，不怕幽靈來敲門，我們只是普通人，沒有任何價值，難不成蘇聯政府還能給我們按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把我們逮捕起來！”
“所以，你把蘇聯人當做木頭看待就好了，反正等到船上的貨物裝卸完畢，我們就離開這個破地方，熬幾天就好了。”
雖然，馬拉佐夫船長不知道蘇聯會對東非人如此警惕，但是對於蘇聯政府的行為，他並不放在心上，除非蘇聯想鬧出國際糾紛，而東非可不害怕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