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見得新政權成立在即，根據程千帆從劉霞那裡所獲得的內幕訊息是，高慶武的初衷是謀求外交部長的，而陶慧宗則想要幹教育部長，繼續自己的教育老本行。
不過，汪偽政權的改組名單已經定下來了，汪填海只給了高慶武一個外交部次長的頭銜，而陶慧宗則被派作宣傳部部長，這均和兩人的期待相差太遠。
所以，要說高慶武和陶慧宗此時已然對汪填海有些不滿，這應該並非妄下結論。
此外，程千帆對於陶慧宗較為了解，此人嚴格意義上來說是一個文人，或者說是一個有一定理想的文人。
二十年代初的時候，國內知識界圍繞著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問題展開了激烈論戰。
陶慧宗提出，中國不是典型的封建社會，而是士大夫和貴族結合起來剝削平民的社會。
在不少歷史學家看來，陶慧宗的社會史是“旁門左道”，因此也引起很大爭論。
陶慧宗與很多人展開了大論戰，而此次大論戰的論文後來結整合《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出版，一時洛陽紙貴，銷售一空。
程千帆在讀書的時候，也曾經閱讀並且研究過陶慧宗的《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對此人的學術思想、政治思想都有過一定的研究。
陶慧宗與汪填海結識，那是在民國十六年，北伐戰爭爆發的時候，陶慧宗受聘為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政治教官兼軍法處處長，見到了“傳說中的”汪填海，這是兩人第一次見面。
陶慧宗興奮之餘頓生“莫名的好感”。
於是，在接下來的日子裡，陶慧宗就有意無意地向汪填海靠近，而汪填海也頗為欣賞陶慧宗的才華和能力，兩人關係日益密切起來。
後來，陶慧宗因與農會的衝突，脫下軍裝投身教育。
盧溝橋事變後，陶慧宗受常凱申的邀請，辭去北京大學教授之職，加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專事國際宣傳，從此脫離講堂步入官場。
此時的陶慧宗還是主戰派。
然後隨著國土逐漸淪喪，國軍節節敗退，陶慧宗對常凱申大為失望，常常借酒澆愁，更不時地站在國黨副總裁、國防最高會議主席、國民參政會會長汪填海的一邊，在“指責”常凱申的同時，對汪填海推行的“和平路線”拍手叫好。
然後，便是一頭扎進了汪氏所謂之和平救國運動中去了。
程千帆揣測，莫非是參加汪氏與日本人的談判，見到《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的真正內容後，陶慧宗意識到汪氏所謂之和平救國，實際上是徹頭徹尾的賣國漢奸行徑，所以陶慧宗幡然醒悟？
他不知道答案。
對於陶慧宗與高慶武願意懸崖勒馬，並且成功盜取《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他是振奮的。
戴春風交給他一個任務，成功的將陶慧宗以及高慶武，最重要的是將兩人以及《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安全、完整的送出上海。
確切的說是離滬赴港。
程千帆皺起眉頭，他在思考，思考如何將此二位汪氏重臣安全送出上海。
海路？
還是空中？
程千帆從衣櫃暗格取出電臺，即刻向重慶戴春風回電。
……
陶府。
高慶武從後門秘密抵達，與陶慧宗秘密商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