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金石學、古文字學大家容庚先生畢一生之力，收藏了許多青銅器，並於上世紀捐獻給國家約150餘件（現分別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和廣州博物館），其中廣州博物館約有90餘件珍貴的商周青銅器，幾乎從未公開展出。
澎湃新聞獲悉，近日對外展出的“字字珠璣——廣州博物館藏有銘銅器展”中，有40件廣州博物館藏的商周青銅器就是當年容庚先生捐贈的私人收藏，這也是容庚先生舊藏青銅器的首次大規模展示。
容庚先生（18941983）
展出的青銅器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據廣州博物館公佈的資料，現存世界各地的商周時期有銘銅器，包括禮器、車馬器、兵器、樂器等，數量約為一萬多件。此次展覽展出的廣州博物館藏商周時期青銅器珍品，大部分都來源於近代金石學、古文字學大家容庚的捐贈。
容庚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收藏家、書法家，曾先後任教於燕京大學、北京大學、嶺南大學、中山大學。其著有《金文編》、《商周彝器通考》等專著30多種，備受海內外學術界認可，畢生珍藏約100多件青銅器、1000餘件（套）古今書畫、10000餘冊圖書資料，悉數捐給國家。
有銘銅器展，致敬容庚先生
容庚先生曾說：“聚實不易，散則何難？與其身後任其散失，不如現在就完整地獻給國家，讓更多的人在前人的基礎上做出更好的成績來。”1956年，廣州博物館就接收了來自容庚先生捐贈的90多件青銅器。此次展覽展出的如剌銅鼎、昜銅鼎等40件青銅器均為容庚先生捐贈之物。“希望藉此次有銘銅器展，致敬容庚先生。”主辦方表示。
展出的青銅器“曾大保盆”上的銘文
據容庚先生的女兒容璞此前接受採訪時回憶，她父親的收藏主要開始於就職燕京大學教授之後，而資金來源，則全部來自父親每月的薪水。“父親不是大資本家，身家也不豐厚，他的收藏全靠薪水。發薪後父親總會拿出一半來收購藏品，另一半則交給我母親當家。每次到了要交學費時，父親都要變賣他的藏書換成金條支付。”容璞說。
容璞講述她幼時睡的床是父親放置青銅器藏品的大木箱鋪上床板改造而成，她的床價值連城。“每當有客來時，我們就要幫助搬走床褥床板，才能把青銅器拿出展示，這也是我接觸古銅器的一種方式。”容璞表示。
容庚專注收藏，除卻愛好之外，更是其拳拳愛國之情的體現。在那個國力不濟的動盪年代，大量珍貴文物往往流入了資力豐足的外國人手中，而導致國寶流失海外。“容庚先生之所以要收藏和研究古青銅器，就是要為中國人爭氣。”容庚弟子、中山大學教授曾憲通曾表示。在編著《商周彝器通考》時正值抗戰時期，容庚日夜伏案研究寫作，就是想憑藉自己的努力，逐漸改變當時先秦銅器研究話語權由日本學者掌握的局面。
據廣州日報報道，根據容庚先生向廣博捐獻青銅器的清冊，可知1956年的4月25日和6月30日，分兩次捐了古銅器藏品共計95件。當中包含元代、宋代器物各1件，漢代器物5件，未詳年代器物1件，商周器物87件，當中僅一級品就達9件之多，其價值之高，世所罕見。尤為可貴的是，在我國近代以來古銅器的私人收藏中，這是少有的得到了“有系統地完整儲存”的個人收藏品。與之相近時期的多數重要個人收藏，在清末到民國時期的社會動盪中，基本都已打散，“其中大部分藏品已流出國門，成為歐美國家有關中國青銅器藝術收藏的主體”，或者“重新組合”，難覓舊貌了。
展覽的第一部分“吉金有聲 記名載史”即是以容庚先生捐獻廣州博物館的商周青銅器為主，甄選越王劍、曾大保銅盆、息伯銅卣等珍貴有銘之器，展示商周時期銘文的行文規範、主要用途和重要歷史價值。
澎湃新聞此前曾撰文介紹，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容庚在燕大的一大重大貢獻就是為燕京大學蒐集古物。1929年1月12日，容庚建議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成立考古研究室，蒐集古物。容庚為燕大購買青銅器等古物，看起來當然是為燕大服務，其實也是對燕大的回報。1928年4月前，容庚雖然有購買書籍碑拓等古物的習慣，對青銅器以及甲骨也很感興趣，可是因為囊中羞澀，只能望洋興嘆。1928年4月28日，他開始購買青銅器。這天的日記記載：“餘向不入古玩鋪之門，以囊中著澀，愛而不能得，徒系人思也。今辰會計主任範天祥約往古玩鋪買古錢，先到琉璃廠訪古奇，為購漢鏡及古刀布十數枚，價二十元，因事他去，餘與明義士到尊古齋，購得一易兒鼎，價五十元。又一三羊鏡、一得志小璽，價八元”；“易兒鼎，《西清古鑑》箸錄，餘第一次購古器，乃廉價得此，殊自幸也。鼎蓋後配，尚合式，《古鑑》無之。三羊鏡銘：‘三羊作竟大毋傷兮。’文字花紋、色澤均佳。”（151—152頁）這篇日記，把容庚收藏青銅器的原委以及第一次收穫的欣喜，都寫得清清楚楚。而其此時出手收藏青銅器的關鍵在於燕大待遇豐厚，使得容庚有財力支撐這項愛好。
容庚先生收藏的青銅器中，最負盛名的，是一件錯金工藝的最早期實物——春秋中期晉國大夫欒書所鑄的“欒書缶”。（現藏北京歷史博物館）。錯金銅器，以兵器居多，而銘文字數較少。“欒書缶”不僅是銅器所書的上乘，而且缶之器銘蓋銘中共有48字之多。故容老對此器絕為珍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