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白珠儀容相貌雖然仍是胡風濃厚，但言談舉止卻與唐人沒有一絲不同。
他表情謙恭有禮，未言先躬，他掏出一份籍卷兩手恭呈於李守禮面前，並垂首道：“僕等此部音聲，雖然略習諸部樂，但也只是淺學散曲，日常排演，小曲雜調為多，列目籍中，請大王閱覽。”
李潼在一旁聽著米白珠的回答，對於這一部音聲人的水平大概已經有了一些瞭解。
唐代宮廷樂舞，最初是在隋末《九部樂》的基礎上擴充形成的《十部樂》，如《高麗伎》《康國伎》，這是從舞樂淵源流派進行劃分。
內教坊則創設於唐高祖武德後期，初期的功能主要功能還是按習《清商》等雅樂。禮樂齊備是一個國家政權得以確立的標誌，如隋文帝楊堅在建立隋朝數年後就曾惱羞而怒“我受天命七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
一個朝代創設之後，相應的禮樂也必須逐漸建立起來。這是一個很莊重的政治事件，而不是閒說玄武門事變後，李淵苦悶之下創設內教坊只為玩樂消遣時光。
隨著社稷漸漸入治，國力蒸蒸日上，《十部樂》那種按照舞樂淵源的劃分在執行起來便也不再嚴謹合宜，因為彼此之間也在交融影響，不再涇渭分明。因此在《十部樂》的基礎上又衍生出立部伎與坐部伎，按照表演的形式而非舞樂的淵源流派進行劃分。
在這樣的背景下，內教坊原本按習雅樂的初衷就不再明顯，教習的內容從最初的《清商》向其他各部樂進行擴散。比如在這一部音聲人帶來的樂器中，羯鼓就是一個很明顯的舶來品，在清商大麴中絕對不會出現這樣的樂器演奏。
正是因為這種相容幷包、彼此融匯的接觸上，盛唐時燕樂大麴才得以成熟，並誕生出如《霓裳羽衣曲》這種兼具多種風格的傳世名篇。
雖然這部大麴常與安史之亂與中唐動盪聯絡起來，成為唐玄宗窮奢極欲的一個標誌，但是千年時光痛且難追，從文化傳承上而言，《霓裳羽衣曲》的傳世，也在一定程度上讓後人能夠略窺盛唐那種巔峰風貌，成為民族自信的一個文化符號。
內教坊樂人操習舞樂內容得以豐富，樂人們的水平自然也就分出三六九等。這一點在盛唐時期體現的最明顯，在武后時期由於史料的稀缺而難於研究。
不過綜合自己所知，在這部頭米白珠的自陳中，李潼倒也聽出一些端倪：這一部樂人還不夠資格演奏整部大麴，學的僅僅只是一部分大麴的散序，相對大麴而言，小曲雜調等俗樂演奏自然要簡單得多，相應的樂人若計止於此，在內教坊裡地位肯定也算不上多高。
但即便是如此，當李守禮開啟米白珠呈上的籍卷時，李潼視線餘光掃到上面可以表演的曲目仍是滿滿當當，可見技能還是比較豐富的。
不過還沒有等到李守禮挑選曲目觀看錶演，正廳中便傳來嫡母房氏呵斥聲，道是誰家也無早上起床便要欣賞歌舞，讓他們兄弟先乖乖吃飯，也賜食給這些音聲人們，讓他們能夠養精蓄銳，保持狀態。
早餐一家人便在廳下就食，吃飯的時候李守禮也不安分，視線頻頻望向擺設在角落裡的那些樂器，時不時詢問李潼可還記得他們小時候欣賞舞樂的情景？
這些事情，李潼哪裡會記得。且不說他來到這個世界的時機，就算是原本的少年李守義，年方五六歲一家人便遭了殃，就算之後逐漸長大，一家人誰又會那麼心大的在家裡吹吹打打，真是沒有這方面的記憶。
其實不獨李守禮表現跳脫，其他家人也少有不動聲色。甚至就連素來端莊嚴肅的太妃房氏，在用餐之際也是嘴角掛笑，並不時與側席張良媛低語，似乎是追憶起了什麼東宮舊事。
這一部音聲人的到來，撩亂了院內眾人的心情。儘管房氏還能按捺得住，不願清早便歌舞宣樂而惹人非議，但之後眾人也都是心神不屬，有意無意圍繞那一部音聲人打轉，當然也包括李潼在內。
不同於幾個長輩也算是玩過看過，李潼睜眼來到這個世界便已經是一個朝不保夕的落難皇孫，腦海中實在乏甚美好回憶。
再加上身為一個後世之人對前代生活風貌的好奇，所以在吃過早飯後也並沒有急著回房，與李守禮蹲在一處把玩著那些種類繁多的樂器，偶或弄出一些稍顯旋律的聲響，便是樂不可支，渾然不覺這種沒見過世面的樣子有些好笑。
好不容易捱到中午時分，眼見冬日晴朗，眾人也都心意在此，房氏也不願違背眾意過甚，便吩咐在廊下庭前張設帷幔樂臺，也讓院中那些宮人們有機會欣賞舞樂。
只是在挑選曲目的時候，房氏隨口點了幾個，部頭米白珠都尷尬表示不會，這讓房氏臉色變得有些陰鬱，擺手說道讓他們先撿拿手曲目演來。
樂工們各自拿取樂器，並在庭前錯落有致分佈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