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潼向宋璟詢問東北這些靺鞨戰俘的安置與管理，也並非專門針對這一問題，而是有關境內胡人的管理已經成為了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大唐本身便體量龐大、疆域遼闊，在國境周邊生活著大量的胡族人口。伴隨著大唐領土的擴張，戰爭、商貿等各種交流形式逐漸讓這些胡部人口進入到大唐國門之中。
雖然說人口也是一種寶貴的資源，越多的人口便意味著越多的生產力。
但在現實情境下情況要複雜得多，大唐是一個農耕為主體的帝國，且不說這些諸胡人口有沒有足夠的耕桑技藝可作生產利用，單單他們部族不同、風俗不同、文化不同與社會組織存在的差異性，想要進行有效的管理就非常困難。
但接不接納胡人已經不是一個可作迴避的選項，而是一個必須要面對與解決的問題。僅在開元四年青海大戰之後，到如今的開元十年，大唐諸邊境域中所增加的胡部人口便達到了上百萬之巨。
這還只是在沒有針對諸胡部族建立起完善編戶統計情況下粗略估算的數字，而實際的情況則只多不少。
像是宋璟在海東剿滅粟末靺鞨一戰，便得獲俘虜幾萬戶。而在其他戰場上，大唐也都各有推進，開元九年針對漠南與磧口一系列的掃蕩，所收繳的鐵勒與突厥諸部人口同樣也有數萬戶之巨。
除了戰爭之外，隨著大唐國內生產秩序和地方政治的恢復，每年自發的投奔大唐的諸胡逃戶數量同樣不菲。像河朔的三受降城，一年到頭零零散散所接收的諸胡逃戶便常有數千帳之多。
這樣的情況還不只發生在邊境地區的底層雜胡當中，一些胡部上層人物逃入大唐的現象也是頻繁發生。每年元月六夷諸胡各遣使節入京獻貢，便不乏使節隨員逃出使團，希望能夠留居長安，不願再返回各自部族。
類似情況屢禁不止，以至於那些接待外邦賓使的鴻臚寺官員們幾乎沒有在職長久。元月入貢之後，往往要花上幾個月的時間進行全城搜捕那些逃使們，即便如此，仍然有大量的胡使非法滯留於大唐境內。
至於市井間針對諸胡奴僕的買賣，那就是更加的無從禁止了。因為想要禁止，起碼要有買賣。但就有許多的逃人為了能夠定居大唐國中，甘心的委身為奴。
出門閒遊一遭，便有僕員跟隨回邸。若這只是一個偶發的現象，還能進行舉報禁絕之類的監管，可若已經成為了一股風氣，又該如何加以杜絕。
此前新羅之與大唐交惡，其中一樁怨氣就是埋怨大唐倨傲不仁，搜捕新羅民眾販賣為奴。按照新羅方面提供的資料，每年都有上萬人從新羅流出，自遼東乃至於隔海相望的青州等地流入大唐。
對於新羅方面的控訴，大唐也很無奈。
之前為了解決粟末靺鞨的問題，大唐不是沒有嘗試過禁絕新羅奴婢的買賣，結果就是私市濫生，原本還不失管控的奴戶買賣頓時轉入地下進行，反而滋生了大量私蓄新羅奴婢的現象。
各方胡眾蜂擁入唐，原因是方方面面的。
首先是吐蕃敗退回本土、突厥遠遁於漠北，大唐再次成為區域中軍事力量最為強大的帝國。其次就是較之原本歷史上同一時期更加繁榮的商貿情況，更加促進了跨地域的人事交流。
當然，也少不了那些諸胡民眾們基於自身的利弊權衡從而所做出的選擇。
畢竟，無論是人身安全，還是居住環境與生產條件，包括物質上的獲取與享受，大唐之於周邊諸夷，那都是更高維度的存在。
眼下看來，這種人口流入的現象還算是比較正面的。
畢竟如今並非大亂方已的疲敝世道，按照開元初年進行的編戶統計，如今的大唐民戶達七百三十餘萬戶，胡人流入雖多，但遠不足以撼動唐人為主體的人口結構。
而且眼下大唐國力強盛，即便諸胡雜入，仍不足以形成危害國家安全的勢力，這些湧入的胡人又能補充因商貿發展而帶來的勞力短缺。
但即便眼下不成禍患，大唐社稷若想長治久安，相關問題也必須要重視起來。
畢竟歷史上的胡患所帶來的危害與教訓也實在太慘痛，不說五胡亂華所造成長達幾百年生靈塗炭的大分裂，單單安史之亂將盛世腰斬，已經令後世無數人扼腕悲痛。
針對諸胡的管理，並不只是當下的問題，只不過隨著局勢進入開元新朝，這問題變得更加複雜。
大唐初年，透過一系列的對外征戰與開拓，是建立起一整套的羈縻體系，諸胡皆臣服於大唐天威之下，歲貢不斷。
但當年的大唐開邊政策，仍是以攻代守，是為了確保國土疆域的完整與安全所進行的一系列戰爭，一個最大的前提就是國土的安全。
在確保這一戰略目標的情況下，大唐對於邊疆諸胡的態度便不失包容，並不強求盡並其地、盡役其民，只要不公然觸犯大唐的利益、威脅大唐的安全，便仍以羈縻為主，給予那些邊胡足夠的生存空間與自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