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訓前一刻還在堂中苦口婆心勸告雍王相忍為國，然而下一刻就納頭便拜，其態度轉變之快簡直令人咂舌。
在堂同行諸朝士們見到這一幕後，雖然神情略顯尷尬古怪，心情也複雜至極，但卻並沒有因此而覺得李思訓趨炎附勢、全無底線筋骨。假使易地而處，換了他們自己面對雍王的連番詰問，也實在沒有更好的應對方法。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但神都革命、聖人履極以來，這兩者可以說是殊無建樹。
此前為了維持朝局的穩定，削減邊患的壓力，割陝西授給雍王，西面徵戎諸事一應付之。而朝廷真正所主導的戰事，年前突厥南寇，以河東諸州為無人之境，任性往來。雖然倉促聚集十萬大軍，但唯是望風而飽飲羶塵，全無功績可誇。
突厥退走之後，更進一步的征伐計劃還未實施，作為計劃中反擊突厥力量一部分的契丹又叛亂於東北。如何定亂還未議定，接著又爆出欲與突厥議和的醜聞，以致河東民怨沸騰、海內為之譁然！
戎事已經一塌糊塗，至於祭祀則就更加的一言難盡。最初是因為革命新成，時局動盪不安，甚至就連西京長安都被亂民所佔據，面對這樣的情況，朝廷中樞自然不可能倉促西遷。
接下來長安動亂雖然被快速平定，但卻又邊釁頻生、關西戰事不斷。再加上當時掌權的宰相李昭德、狄仁傑等都不希望朝廷中樞過早的遷回長安，事情也就此擱置下來。
而當李昭德、狄仁傑相繼淡出時局之後，朝廷內部雖然也有了明確的希望重返關中的聲音，但行臺早已坐大，成了一個獨立於朝堂之外的強大勢力。
拋開這當中種種曲折不談，皇帝履極以來，始終無臨關中故業、不曾親謁皇陵，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如今雍王據此發難，在場眾朝士們也頗有無言以對之感。
李思訓除了當朝宰相之外，更有一層宗家耆老的身份，面對這一問題，所感受的壓力自然更大。雍王以此問他，可以說直接將他擠兌進了牆角中去，不再有轉移話題的餘地。
若朝廷還有足夠的力量遏止雍王東行，這個問題自然不成問題，皇帝與朝廷又何懼返回關中。若朝廷無阻此勢，那李思訓膽敢施加阻撓、無疑就是宗家敗類、社稷罪臣、名教之賊！
朝廷眼下是個什麼情況，李思訓身為宰相當然明白。特別是在驚聞狄仁傑死訊後，只怕實際的情況較之他所知還要更加惡劣。
面對雍王如此逼問，他的堅持可以說是全無價值、甚至除了給自己招來災禍之外，已經全無意義。
見李思訓還算識趣，李潼也點點頭，抬手示意其人歸席繼續談話。從現在開始，他這番東行便進入了第二個步驟，那就是迎皇統重歸關西、重修禮祀、以正國本！
“斗膽請問殿下，狄公薨於汾州，究竟是……”
李思訓歸席後便又壯著膽子詢問道，新年以來朝局變幻過於幽深晦澀，甚至就連他這個宰相都有許多觸及不到的隱秘存在。
比如說這一次突厥請降，就是在雍王於長安斬殺突厥使者並率軍東進之後，神都朝堂中才得知這一訊息。甚至就連李思訓這個宰相，在此之前都被矇在鼓裡。
這件事如果要作深究的話，那意味著皇帝連滿朝臣員都不再信任，神都朝堂即刻便要崩潰。所以此前論事的時候，朝臣們都是極為默契的避開這一點，不敢揭開這最後一層遮羞布，只是著重於商討如何阻止雍王東行。
至於狄仁傑北行，究竟只是單純的安撫河東情勢、還是兼領與突厥議和事宜，這自然也說不清楚。
聽到李思訓的問題，李潼眸子一黯，繼而說道：“汾州傳告，言狄公病臥靈石驛、懸樑自盡。但狄公社稷老臣，食祿近甲子之久，名滿天下，既受命而出，又豈會、豈敢作自棄自毀之想！此中必有隱情，唯今社稷所重需明正禮祀，大事克定之後，再嚴查此中兇隱！”
有關狄仁傑之死，李潼所知同樣不多，但他並不相信或者說不承認狄仁傑是自殺這一說法。無論真實情況究竟如何，他都會追究到底，只是事分輕重緩急，在正式抵達神都之前，別的事情都要先放在一邊。
李思訓等人聽到這話後，心中不免微有凜然，雍王如此嚴肅表態，就意味著未來都畿之內一定會因此掀起一番腥風血雨。
這樣強硬的態度，的確讓人心生畏懼，但除此之外，又隱隱有幾分安心。特別是跟此前朝廷處理崔玄暐一事相比，自有高下之判。所謂兔死狐悲，誰也不願自己一條性命丟得糊里糊塗、不了了之。
回答完這個問題後，李潼便又問起當下神都情勢如何。李思訓等人既然已經投向了雍王，自然也就無謂再作隱瞞。而且雍王既然敢率軍東出，對於神都局面肯定也已經有了一個相當深刻的瞭解，眼下再問，無非稍取互補。
李潼靜靜的傾聽著李思訓等人的講述，大的趨勢上與自己所瞭解大同小異。因為他出兵一事，如今整個神都已經混亂至極，人心浮躁，幾無秩序可言。朝會已經完全停止，皇帝只在深宮不出，除了有限的一些宰相併重臣之外，已經完全不見外臣。
聽到這裡的時候，李潼眉梢不禁一跳，心裡生出幾分不滿。如果說此前行臺與神都之間的矛盾還僅僅只在於權勢之爭，他對他四叔這個人並沒有什麼偏見，那麼現在則就是真的有些不爽了。
人生在世，從來也沒有一帆風順，困難在所難免，或是無計可施、或是一通亂忙，但最不可取的人生態度無疑就是消極怠事，佔著茅坑不拉屎。
特別他四叔如今仍然還是大唐皇帝、天下之主，面對內憂外患的局面，非但不積極的想辦法解決，反而乾脆窩起來逃避問題，實在是有欠擔當。哪怕是尋常人家，一家之主這樣的態度都會讓人看不起，更不要說一個身當社稷之重的皇帝！
李潼有這樣的感受，也不僅僅只是站著說話不腰疼，而是基本的人生態度與他四叔不同。雖然說他四叔所面對的困境與承受的壓力都是由他施給，但他之所以統軍東來，本質上也是為了與整個朝廷進行對話，尋求解決當下困境的一個方案。
如果僅僅只是為了奪取大位，李潼大可不必更作粉飾。他之所以只率少量精兵東行，並且在不同的階段提出不同的口號與主張，還是為了能夠相對平穩的完成權位的遞交，儘可能保持朝廷權力結構與元氣，以應對接下來將要席捲整個河北的契丹叛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