潼關雖為海內雄關，但唐興以來，此關防於真正的軍事上的職能與意義都大為削減。
若非天授年間武周代唐，皇太后恐關西躁鬧而波及神都形勢，另擇新址再造潼關關城，隨著黃河水位下切，原本的潼關舊城連基本的形勝之勢都不再具備。
神都革命後，潼關的存在又有了一層新的意義，那就是朝廷與陝西道大行臺的地理分界線。雖然雍王兄長潞王李守禮一度擔任潼關東面的陝州刺史，但行臺也並沒有藉此將影響力大舉向潼關以東進行滲透。
倒是去年，朝廷趁著用兵河東之際，於潼關對岸的蒲州修築了一座鎮水城，用以收聚就近虢州、華州、同州等諸州人物以助河東軍事。當然還有另一層意思，那就是用以提防陝西道勢力東侵，使潼關不為東西獨險。
但再好的城防計略，首先還是需要確保擁有足夠的執行力，否則縱有關防也是形同虛設。
對於朝廷的這一點小心機，行臺的應對方案就是放任乃至於鼓勵幾州士民響應朝廷徵募，大量的關西人士、甚至包括原西軍老卒都循此徵募進入蒲州境內，起碼有兩三千士卒都與行臺有著或深或淺的聯絡。
面對這樣一個局面，朝廷也不能確信蒲州所徵募的甲兵究竟能否對行臺形成制約，再加上當時河東形勢仍然嚴峻，已經來不及再從別州調遣兵力入駐蒲州，因此這個隔河相望的據點最終也沒有正式經營起來。
當然，若河東軍事有所從容之後，朝廷重拾這一構想，假以時日、深刻經營，或許真能將蒲州經營成為一個與行臺軍事對抗的前線重鎮。但是很顯然，眼下是不能借此對雍王東行的舉動造成有效威脅。
所以，朝中在經過幾日商討後，還是決定透過談判交涉來應對這一次的危機。以宰相李思訓為首的十幾名朝士不無倉促的馳行西來，抵達潼關，希望能將雍王以及所部西軍成功勸阻於此。
李思訓等人來到潼關的時候，雍王所部才剛剛進入華州境內，但潼關守軍同樣也是西軍的一部分，守將李湛便暫且將他們接入關城安頓下來，等待雍王殿下的到來。
等到的時間對李思訓等神都來客不無煎熬，但同時也是略有心安。兩京之間道路暢通，雍王又久掌軍機，當然明白兵貴神速的道理，但如今仍是有條不紊的行軍，可見雍王還沒有真正做出以武力幹問朝事的決定，氛圍雖然緊張，但仍不失挽回的餘地。
懷著這樣複雜忐忑的心情，李思訓等人又在潼關關城中等候了幾天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裡，他們的行動也並沒有受到多大的限制，甚至可以在關城周邊遊走觀察一番，守關將士們對他們的身份仍然不失尊重。
這樣的待遇，也讓李思訓等人感慨良多。近年以來，朝廷與行臺之間的矛盾越發尖銳，而行臺在朝士們心中的印象也是頗為惡劣，講起來就是驕橫、跋扈等等各種負面評價。
但其實說實話，朝士們整體而言真正實際感受到行臺跋扈並不多。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負面印象，一者在於行臺存在本身就是一個非常態的霸府機構，並不利於中樞權力的集中。一者就在於從關西遷移到神都的那些勳貴、世族門戶們，他們都不遺餘力的透過自身在關中所遭受的刻薄待遇，宣揚行臺種種狂悖事蹟。
特別是後者，乃是行臺威脅論的主力，乃至於一度言之鑿鑿，認為東西必有一戰。
“觀此關防人事，由小度大，可知陝西道並非法外之鄉，雍王殿下也並非專擅獨斷、孤僻絕眾之人。”
李思訓不無感慨的說道，或是真的有感而發，或是想要以此安慰自己。
身邊眾朝士們聽到這話，別人還沒來得及開口回應，同樣有份出使的李嶠則忍不住笑起來：“舊時雍王殿下在都，誰人不目為天中雅客、以與雍王殿下坐而論歡為榮？唯是出掌分陝之後，需以權威懾眾，不再專務俗情，才漸漸為邪流中傷，俱非正直之論，徒博智者哂笑而已。”
李嶠與雍王交情不俗，雍王當年尚未為時流所重，彼此已經是詩文之友。只是在神都革命那一段敏感時期裡，因其舅父張錫的緣故與雍王有所疏遠。後來張錫遭貶，李嶠也受到連累，外任淮南，隨著張錫再次拜相得以返回朝中。
這一次雍王東行，朝廷的意思是以和為貴，所以在選擇使者方面也用了一番心思。李思訓既是宗家別支長輩，又是當朝宰相，而且過往與雍王並沒有什麼齟齬爭執，所以領銜此事，李嶠也因與雍王的舊時交情而豫此行。
“方今朝情多艱，唯是和氣為尚。雍王本就鎮國璧臣，當此時機，更不該非情非禮的觸怒疏遠。憾我與雍王殿下素少接觸，待殿下尊駕入關，還請李學士能盡力表達朝廷誠懇之意，彌合舊好。”
聽到李嶠開口，李思訓又連忙對他說道。
雍王在都畿最火那幾年，他還在為了躲避武週一朝對李唐宗室的迫害而藏匿在江南，等到歸朝的時候，雍王早已經權重分陝，彼此之間根本就沒有什麼直接的接觸，自然也就談不上了解。
如今受此大任，可以說是家國安危、在此一行，所以李思訓心中也是不無忐忑，既擔心完不成任務使得兩京之間大動干戈，也擔心雍王氣盛、把他當作一個近年積怨的一個發洩物件。
聽到李思訓這麼說，李嶠卻不敢大包大攬，只是擺手說道：“雍王殿下英壯之選、超逸俗流，觀情見勢、直溯根本。嶠與殿下或有舊情可作淺述，或能幸得令色，但也實在不敢漫言虛無、矯飾情勢。雍王殿下宏量不屈匹夫之志，但也明察世道邪氛之隱。相公恭與論事，唯守真誠，餘者不必深刻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