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北道大軍還在朔州商議撤軍事宜的時候，蘇味道等一行使臣已經進入到了河東道區域開始宣撫活動。
所謂使職，有事則置，無事則免。大唐立國以來，政治上的結構便是重內輕外，上下的溝通除了固定的行政管轄之外，主要便透過名目眾多的使職來完成。
自秦朝設立郡縣制度以來，古代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制演變，基本上就是遵循從臨時的差遣到常設的職務。這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如漢代的刺史，唐代的節度使、按察使、巡撫使等等。
天下統一年久，統治結構趨於穩定，上下之間的交流也越發頻繁。朝廷對地方較為常設的便是諸道監察使，而地方對中央則有朝集使。
不過隨著中央強盛或者中樞政局動盪頻生、迫切需要加強對地方的控制時，單純的監察使已經不能滿足這種需求，於是名目繁多的各類使職便應運而生，諸如黜陟使、存撫使、巡撫使、按察使、廉察使等等。
這些使職，名目不盡相同，職權也都各有高低，遣使的目的也都不盡相同。諸如黜陟使，乃是初唐時權柄頗重的一個使職，黜為罷免、陟為升遷。
這是直接針對地方官員進行考核賞罰，通常設立在初唐貞觀以前，因為這時候內重外輕的局面還沒有完全形成，地方仍然具有頗高的權力。透過黜陟使直接入州進行賞罰處理，以補充朝廷銓選的不足。
在節度使之前，除了各類專事專遣的軍事相關使職之外，使銜又可以分為兩大類，即就是“撫”與“察”。這兩個字是最頻繁出現在各類使職名目當中的，其中撫側重於政務層面，而察則就側重於司法刑律。
諸如天授年間，武則天為了確保天下人能夠不牴觸武周代唐，分置十路存撫使。而在神都政變之前不久，因嶺南流人謀反而派遣諸路按察使。
各類使職最開始還可以憑著本職的高低和職權的範圍來進行判斷，但是隨著遣使越來越頻繁、特別是軍事權的下放，需要讓地方能夠直接感受到各類使職的職權高低，有無受節便成了一個顯著的標準，這就是節度使的由來。
在節度使正式出現以前，所謂的節權都是不言而喻，並不需要特別強調，所有的使職基本上都是受節遣之，代表了朝廷對某些事物的態度與看法。
府兵制的崩潰，使得中央不再具有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吐蕃的日漸壯大、突厥的死灰復燃再加上契丹的營州之亂，又促使朝廷不得不加強軍備建設。
於是一批擁有軍事色彩的使職便應運而生，比如團練使、防禦使、鎮守使、招討使等等。
這些使職各自擁有高低不等的軍事權，而且其中相當一部分需要常駐地方，於是此前不需要特意強調的節權便需要加以強調，節度使便成了這一類使職的領銜職務。至於節度使的畸形壯大，那就是開元以後的另一個話題了。
今次朝廷派遣十道使者，正式的使職是宣撫採訪使，掌宣命撫卹、採風訪遺。職權範圍比較寬泛，除了要將朝廷政令宣及州縣、大赦天下之外，還有審察武周時期的刑獄冤案、肅清地方上的武氏殘餘，以及舉薦在武周朝遭到打壓迫害的才遺。
河東道有州府一十八數，地域闊大，再加上諸宣撫使職權頗重，當然不可能憑一人奔走便宣撫得宜。所以諸道宣撫使也都各自搭配數量不等的佐員，以配合行事。
河東道地處兩京之間，兼有山河表裡的險峻地勢，又是武氏故里，並不止一次承擔討伐突厥的大基地，最近一次的代北道行軍，河東道便是主要的募兵地。
所以相對而言，河東道形勢較之其餘諸道要更加複雜，能否宣撫得宜直接關係到都畿安危，因此朝廷對於這一道宣撫也是極為重視。
除了擔任正使的蘇味道之外，其下諸佐員也搭配了足足有二十多人，甚至朝廷還專遣精兵千人護送入境。除河東道之外，還有關內道也擁有這樣的待遇，畢竟西京長安才是真正的大唐根本之地。
蘇味道一行並沒有遵循舊法，諸州撫定後循次北上，而是在渡河伊始便直入河東道腹心所在的汾州。
一則河東道雖然地域廣大，但卻是狹長分佈，如果逐州過境，並不利於先發制人。二則河東道局勢雖然複雜，但最主要的隱患還是來自於代北道行軍以及幷州長史武攸宜，只要搞定這二者，其他的問題都可迎刃而解。
十一月中旬，當雍王還在黃河岸邊佈防待戰的時候，蘇味道一行已經抵達了河東道腹地所在的汾州，再往前去便是幷州，也將迎來此行真正的考驗。
但接下來該要怎麼做，使者隊伍裡卻產生了分歧。
有人建議暫且停在汾州，向周邊各州宣達朝廷敕命，並讓各州縣分遣府員來汾州迎接使者一行。
雖然他們一行也是日夜兼程，不敢怠慢，但哪怕車馬再快，較之訊息的傳播總要落後許多。而且他們也並非政變之後即刻出城，朝廷商議對策以及選派使者又花了幾天時間，所以幷州的武攸宜必然已經知道了神都發生政變的訊息。
假使武攸宜真有什麼憂懼或是不臣之心，這會兒想必也已經做出了相應的準備。他們如果貿然進入幷州，無異於自投羅網，如果武攸宜真的悍然拘禁他們，自身生死尚是其次，對朝廷的威儀損害那就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