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士八人，主伺奸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為間諜；
術士二人，主為譎詐，依託鬼神，以惑眾心；
方士二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
法算二人，主計會三軍；營壁、糧食、財用出入。
姜子牙的七十二人豪華幕僚團加上貴族軍官所率領的國人兵團，已足夠在商周時期擁有壓倒一切的軍事實力。
到後來的國家，這些專業人才則成為固定的官員，分掌諸事，
至於文官領兵的歷史脈絡就更有意思了，最早是唐朝的樞密使，起初由宦官充任，作為皇權掌軍的觸手，五代早期由士人充任，後期為武人掌握。
武人干政締造了五代一批強人皇帝，同時掌管軍政，全面瞭解全軍上下每個角落、既有統兵權又有調兵權，再加上錢糧不受掣肘，對軍事、政務擁有足夠的影響力。
這是五代那些強人的特徵，也是陳沐下海之後的特徵。
比方說在北洋，陳沐僅有統兵權，從天津衛到大沽口，他可以讓北洋軍做參與戰爭之外的任何事。
可一旦過界，就是謀反，遼東、薊鎮、京營、山東，這些兵馬能在他率軍踏出天津衛的第一刻率軍討伐。
皇帝直統軍隊的傳統直至高粱河畔，趙光義戰場中箭導致戰爭敗績，此後皇帝逐漸減少親臨戰場的情況，對軍事影響力逐漸下降，最高指揮官的位置又不可或缺。
經歷宋朝御前發下陣圖等不理想的嘗試後，代替皇帝掌握士兵軍官升遷貶謫、薪餉賞罰、後勤供給、戰略調動、軍事指揮等職能但又對實際軍隊不掌握影響力的機構應運而生，宋代樞密院、明代兵部。
這個機構的職能，相當於十九、二十世紀西方陸軍部、參謀本部合為一體。但幾百年的時間裡，軍事科學與技術都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沒能趕上也是事實。
重文輕武是必然，因為作為戰爭決策機構的樞密院與兵部離皇權更近，如果武人離皇帝更近，那便會重武輕文。
重文輕武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國家穩定之後，皇帝本身經常會忘記或不知道自己身上的軍事屬性。
就像陳沐刻意影響小皇帝，讓他不要忘記的——天下最大的文官之權掌握在皇帝之手，但同樣天下最大的兵頭也一直是皇帝。
作為東洋大臣，一旦率艦隊出海，長時間裡他將實際掌握皇帝才有的權力，而北洋臨近北京的客觀條件又不允許他在此設立南洋各局的完備機構。
這意味著東洋軍府是殘疾狀態，必要的權力出現空白，統統需要他一個人與身旁寥寥可數的幕僚臨時填補。
按姜子牙的理，他這些人現在是全當‘通材’使，發現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解決不了硬著頭皮也要解決。
這很令人難受，以至於讓本該清閒享受出海前最後一段時間的陳沐每天都忙碌到深夜，一邊要做著出海前的最後準備工作，另一邊還要考慮東洋艦隊出海後的職能部署。
他甚至有些迫不及待了。
臨近大閱沒幾日的夜裡，陳沐擱下筆撐開窗戶看著遠處月光下北洋軍府哨樓上依然站得筆挺的旗軍陰影。
“我準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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